我和我的父亲（连载）

先见先明

近段时间正在老家探望父母，也祝贺他90周年寿辰，更新比较慢，各位看官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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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老家最驰名的战斗英雄，曾经沉寂过一段时间，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再一次大放光彩、广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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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曾经用过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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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人的勇气、胆量、热血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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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山尖子班

　　马上升初三，我的成绩还稳稳卡在中下游，父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就在这时，转机来了—离老家十里地的仓山镇中心学校，初三“尖子班”又开始全区招生了。

　　所谓“尖子班”，就是镇中心校抽调最顶尖的主科骨干教师组成任教团队，在从全区十几所初中里，掐尖录取最优秀的初二学生，集中火力强化训练，统一冲中考，靠着逆天升学率，在周边乡镇名声响当当。那会儿的尖子班，跟现在的高复班路子差不多：集中好老师、好学生，憋足劲毕其功于一役，就为考上理想学校。但有个关键不同：那会儿“尖子班”的目标，清一色是中师中专，没几个人想上高中。一来花钱多、耗时长，不划算；二来将来能不能考上大学，全是未知数。可一旦提前三年考上中师中专，立马能从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国家包吃包住还包分配工作。对我们这些山沟里长大、无权无势、穷得叮当响的孩子来说，这诱惑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所以那会儿，农村里成绩拔尖的孩子，基本都被中师中专提前“截走”了，稍次一等的才去读高中，兴许最后能搏个大学。

　　既然是优中选优，尖子班的升学率最高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常年霸榜全区，能进去读，就像一只脚跨进了“铁饭碗”的大门。它的神圣和门槛，不用多说。

　　学校老师的子女、有点门路的家长，挤破头都想把孩子塞进去。尖子班要保声誉、冲升学率，自然不能谁都收；可又抹不开关系户的面子，便想了个法子：升初三的暑假，办个收费补习班，先把全区想考的学生集中学一个月，再内部统考、择优录取。消息一出，补习班立马人满为患，一个45人的教室，硬生生挤了七八十人，连过道都坐满了埋头苦读的学子。

　　我能进去，压根不是靠成绩—我和二哥能进补习班，全是父母托了在这所学校教书的远房舅舅，厚着脸皮跟尖子班主科老师说情，才求来的一个入门机会。

　　八十年代中期，民风还算淳朴，拉关系、送礼的风气有，但不算重，大家心里都守着传统道德的底线。可这，也是一辈子教我们“人不求人一般大”、凡事要自强自立、绝不低头的父亲，这辈子第一次为了我，放下身段、低声下气去求人。

　　他们到底怎么跟几位负责老师开口求情的，细节我不清楚，但成果显而易见，我和二哥提着铺盖棉絮、收拾好行李，进了镇上这所虽破旧、却名气震天的尖子生补习班。在拥挤的课桌、脏乱的上下铺之间，两点一线地奔波，心里还傻乎乎地欣喜，满是对未来的期待。

　　直到开学几天后的课余，我跟着来学校的父母去远房舅舅家的宿舍坐坐，无意间听见他们在客厅闲聊昨晚请客的事—就在镇上的小饭店。以那会儿的条件，根本谈不上山珍海味，不过是几份卤菜、几盘荤菜、一点小酒，却已是顶奢侈的宴席。在那之前，我从没跟父母进过饭店，街边蹲长凳吃碗凉粉、汤圆，就算顶好的待遇。对一辈子节俭的父母来说，进饭店请客，是万般不愿、却又不得不做的人情。听说还切了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卤猪耳朵，几个人喝了一箱我从没尝过的啤酒。更让我揪心的是，我的父亲，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坐在旁边凳子上，端茶、递烟、倒酒，小心翼翼地陪笑。

　　我木然坐在父母身边，看着他们说起这事时，既松了口气又满是无奈的神情，我先狠狠咽了咽因为美食勾起的唾液，更深的失落和羞愧却接踵而来。回到教室，看见那个大腹便便的数学老师，抹着嘴、踱着步走进来，嘴角还泛着油光，我心里瞬间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厌恶。

　　吵闹拥挤的环境，本就垫底的基础，一个月的补习，根本不可能让我的成绩突飞猛进。反倒是镇上的繁华，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乡村少年，活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课余跟着同学逛玉皇寨看大佛，夏天晚自习，偷偷溜去萋江河里游泳—水电站拦河坝的深塘里，全是游泳纳凉的人，尤其是镇上那些皮肤白皙、穿着贴身碎花游泳衣的姑娘，看得我和小伙伴心跳加速、目不转睛。

　　疯玩一个月，补习悄无声息结束了。两天统考，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每一科都不是省油的灯，尤其是考数学那场，我直接头昏脑胀：填空题只能选择着填，选择题只能靠抓阄，几何证明题只能胡写乱画。

　　终于考完试了，录取名单敲定，班主任拿着劝退单，一脸严肃走进教室，教室里静得能听见心跳，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前两个名字刚念完，就听见：“唐先明。”

　　我脑子一懵，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老师接着又清晰地念了一遍：“唐先明。”

　　真的是我！最后一点侥幸彻底碎了，脑袋“轰”的一声，当场懵住。

　　请客了、托关系了、父母低头求人了，居然还是留不住我？那顿豪放的酒、那份高层的情，全白费了！震惊、困惑、屈辱、绝望，像潮水一样一层层涌上来，把我整个人淹得喘不过气。

　　我一言不发，强忍着眼泪，麻木地回宿舍收拾行李。在舍友同情、冷漠、甚至带着嘲笑的目光里，和另一个落榜的同学踏上回家路（当时我们乡初中去了上十个同学，只有我俩被刷下来，二哥反倒顺利留了下来）

　　我至今都忘不了那段回家路。正值梅雨季节，镇上到家里近十里田埂路，高低起伏、弯弯曲曲，一米宽的土路全是泥泞，脚一踩就陷进去。天阴沉沉的，细雨飘个不停，我们挽着裤腿、光着脚，脚趾紧紧抠着地面，还是东倒西歪、一步三滑。背上的大背篓沉得压肩，装满了书本、衣物和铺盖，深一脚浅一脚地挪，生怕摔进旁边的稻田。脸上的雨水，我不敢擦—怕别人看见我通红的眼睛，和忍不住往下掉的眼泪。一路沉默，一步一挪，那是我这辈子走过最艰难、最伤心的路，也是第一次，被现实狠狠砸醒，开始真正琢磨人生的路。

　　二哥比我先到家，家里早就知道了结果。我垂着头进门，做好了挨父亲骂、被母亲怨、甚至被二哥幸灾乐祸的准备。可奇怪的是，父亲只淡淡说了句：“回来了啊。”母亲快步迎上来，默默帮我取下背上的行李。自始至终，家里没人提一句落榜的事，当天没提，往后也从没提过。

　　多年后姐姐才告诉我，我到家前，父亲就跟全家人打好招呼：谁都不准责备我、嘲笑我，一定要护住我的自尊。

　　从前，父亲没少骂我、打我，那些严厉甚至粗暴的管教，曾让我只剩恐惧和怨恨。可这一次，他没说一句重话，没给一点脸色。那份沉默的包容，像一颗火种，瞬间点燃了我骨子里的好强—我不能再这么浑浑噩噩，不能再让父母为我低头，我要从这份屈辱里站起来，为自己争气，为爸妈争气！

　　正是在刚懂事的青春期，在我最狼狈、最脆弱的时候，父亲守住了我的尊严。这份不动声色的守护，狠狠敲醒了混日子的我，让我从自暴自弃里拔出身来，硬生生逼出了一股不服输的劲。这份改变，大概连他自己都没想到，竟悄悄改写了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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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受 毕业冲刺

　　新的学期马上开始了，父亲心平气和地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能不能跟上学习进度，要不要留级（跟我一同返校的小伙伴刘强，竟然一连留了两级，可见这次劝退对他打击之深）。我想也没想，断然拒绝——我要继续读初三，我要证明自己。

　　班主任金光安，是刚从外地学校调回本地的青年教师，也满怀诚意地鼓励我。他说我出自镇上的尖子班，也算见过世面，随后还任命我当班长。也正是从这时起，我对学习的热情与劲头彻底被点燃，格外在意老师的表扬和成绩排名。

　　起初，因为我的数学成绩最差，为了考出好名次，我竟和几何老师田祥林的儿子结成了“同盟”。这孩子比我小五岁，正上小学三年级，跟我一样住校。有时班级数学测验结束，和同学复盘讨论后，我一旦发现错题，就会托他夜里从他父亲的宿舍把我的试卷拿出来。我独自躲在父亲寝室里偷偷改完，再让他悄悄送回去。时至今日，我都承认自己当时算不上诚实，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弄虚作假。可说来奇怪，这件事最后反倒形成了良性循环。每次老师当众宣读排名、当众夸奖我，再加上同学们羡慕的目光，都让我沾沾自喜，久而久之竟觉得理所应当，并同时带动我在其他课程上加倍努力。我总安慰自己：涂改试卷也算一次改错的机会。抛开偷窃不谈，这行为终究是沽名钓誉，我心里清楚这事风险极大，必须早日摆脱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于是每次考完试，我都会认真剖析错题根源，主动加练各类难题。慢慢地，我出错概率越来越少，麻烦小兄弟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不到半个学期，这种事便彻底绝迹了。

　　期末全省统一毕业考试，我的几何、代数双双拿了满分，这可是实打实凭真本事考来的。如今回头回想：倘若当初作弊被田老师当场戳穿、当众批评，我极有可能颜面尽失，从此自暴自弃；倘若老师早已看出试卷上的涂改痕迹，却故意装作不知，默默维护我脆弱的自尊和虚荣心，那更让我由衷敬佩。

　　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面对懵懂幼稚的孩子，老师既能成全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人。这便是我从这件事中悟出的道理。

　　时隔三十年，我对当年那个叫田江华的小男孩，始终怀着一份特殊的亲近与感激。每次回乡，在乡场上偶然碰见他，我都会嘘寒问暖、格外热情。如今他在老家开黑三轮、私下载客，顺带经营小饭馆、掌勺做菜，想来他至今也不知道，我这般亲近他的缘由。

　　那是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民主与法制也上升为国策。在此影响下，那一两年，父亲除了完成本职教学工作，身为从教二十年的老教师、学校里颇有话语权的前辈，大半精力都用来和校领导周旋，坚决抵制他眼中的贪腐行为。他常在教师大会上直言反驳领导决议，公开质疑学校账目，搞得校领导对他又怕又恨。那些敢怒不敢言、只敢私下发牢骚的年轻教师，私下推举他为意见领袖，这也让父亲愈发意气风发，俨然以“反对派领头人”自居，恍惚间仿佛重回当年在安县参与整社的岁月。

　　可父亲这般公开抗争，终究和当时的校园风气、官场规则格格不入。父亲一辈子没有入党，想来掌权的党员群体也本就不接纳他。倘若他再有老党员的身份，抗争或许会更名正言顺、底气更足。如今想来，当初不让他入党，在旁人眼里或许也是“明智之举”。

　　在父亲的带头争取下，学校小范围实现了民主：全体教师联名罢免了大家认为有贪腐问题的前任伙食管理人员，推举父亲接任伙食团团长，除了几节副科教学，专注全体教职工的一日三餐。刚上任时，父亲也把这个岗位当成正经差事，亲自参与采买、精打细算，严把饭菜质量关。

　　可没多久他就发现，饭菜质量和采购成本本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原先的工友失了管理权，表面顺从、心里不服，干活消极怠工，还时不时借机占点小便宜，出了差错最后背锅的永远是父亲。哪怕父亲采购透明、账目清清楚楚，依旧遭到质疑，就连当初支持他的同事也不例外。

　　这时他才幡然醒悟：众人当初反感的，从来不是几分蝇头小利，而是身处底层、人微言轻的处境。国人向来如此：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厌恶官员、抵触管理，心里却又向往权力和权力带来的好处。两年后，在众人的误解和工友明里暗里的刁难下，父亲彻底心灰意冷，主动辞职，重新回归教学岗位。

　　不过这段管理食堂的经历，也让父亲摸索出了经营门道，生出了做点小生意的念头，也为他退休后开小卖部埋下了伏笔，此为后话。

　　彼时我一心扑在学习上，对这些教师间的纷争毫不关心。父亲从和任课老师的交流、以及我每次带回家的高分试卷里，察觉到我学习状态和能力的巨大转变。他对我的态度也彻底变了：往日里喋喋不休的大道理、严厉的眼神与呵斥全都消失不见。他默默守在身后，专心照料我的起居，一向严肃冷峻的父亲，变得温柔细致，像慈母一般。

　　父亲每天在食堂吃完早饭，总会带回一个温热喷香的馒头，给常年吃红薯蒸饭的我补充伙食。中午，从不擅长厨艺的父亲，也开始学着生火做饭。狭小简陋的单人寝室里，他置办了锅碗瓢盆，还买来一盏煤油炉摆在办公桌上。趁着课间，他跑去街对面的集市买上半斤肥肉，切成大块，和白萝卜一锅乱炖。

　　哪怕当时我营养不良、格外馋肉，这锅菜也实在算不上美味：肥肉又厚又腻，白萝卜空心发柴，整锅菜除了盐再无别的调料。可我心里清楚，这已是不善厨艺的父亲，能为我毕业冲刺拿出的全部心意。

　　到了晚上，我们就在寝室对面过道那座用泥土石块砌成的简易土灶下面条。我蹲在地上烧火，父亲负责下面条，再拌上中午没吃完的肥肉和油汤，这便是父亲眼中难得的佳肴。

　　冬日课间，他总会打来热水，帮我泡洗脚上又红又肿、奇痒难耐的冻疮。每晚晚自习结束，已是夜里九十点钟。冬夜天寒，被褥单薄，谁先上床就有把被窝捂暖的责任。于是父亲常常刻意拖延，或是备课，或是去其他老师寝室闲聊，非要等我下晚自习回屋躺下，他才肯休息。偶尔钻进已经暖烘烘的被窝，他还会忍不住低呼一声，由衷感叹被窝的暖和。

　　我的刻苦上进，终于抚平了父亲紧锁的眉头。他渐渐主动和同事聊起我的成绩，言谈间满是神采飞扬。还有一次，我担任班级体育委员，在校运会上带队喊口令，洪亮的口号、大方的姿态，让父亲倍感骄傲。多年后他还时常提起：当年教导主任拿着运动会冲洗好的照片给他看，连连夸赞我照片里英姿飒爽。教导主任投其所好，父亲听得心里暖意融融，只可惜那张照片，我至今无缘得见。

　　那一年，村村通电工程推进，老家村落、学校寝室和教室都陆续通了电。第一次在白炽灯下看书，灯光亮堂堂的，心里满是欢喜。可当时电力紧缺，停电是家常便饭，电压也常年不稳。教室里、寝室里的日光灯，是需要启辉器启动的，就算来电也常常无法启动。我那时候全无安全用电常识，启辉器不行便自己拿着学习用的铁质圆规，用圆规两脚触碰电线两极。伴着滋滋声响、四溅的火花，灯管才勉强亮起。现在想来，没触电出事，真是万幸。

　　因为频繁停电，毕业班学生人人都备着一盏用墨水瓶改造的煤油灯。一到晚自习，教室里便灯火点点。教室窗户只装了几根铁栏杆，四面透风，大家就撕下作业本的纸卷成圆筒，套在灯外挡风，防止灯火被吹灭。昏黄的灯光映得每个人的脸庞通红，满屋人埋头苦读、奋笔疾书，整间教室鸦雀无声。

　　某个周六，父亲回乡休假。我上完晚自习，已是晚上九点多。屋外漆黑一片，第二天周日休息，我本可以在学校留宿，天亮再回家。可多日住校，思乡之情涌上心头，格外想念母亲，当即决定连夜赶路回家。

　　说走就走。那时我没有手电，更没有火把，背上装着书本的背篓，借着零星星光，沿着学校通往村子的砂石路摸索前行。四周漆黑如墨，路上空无一人，只剩我的脚步声。

　　那年我十五岁，这是我第一次独自走夜路。心里七上八下：会不会撞见鬼？会不会遇上野狗或坏人？我手里紧紧攥着一把小小的铅笔刀，手心全是冷汗，警惕地捕捉着周遭每一丝动静。我一路提心吊胆快步赶路。公路两旁隔很远才有几户人家，从竹林缝隙里透出的煤油灯光，就像引路的灯塔，一次次给我壮胆。

　　走了约莫半小时，终于抵达自家院坝。穿过竹林，远远望见屋里的灯火。踏进院子，正看见母亲在收拾阶沿上小饭桌上的碗筷，父亲陪着来访的二伯对坐抽着水烟袋闲谈。两人猛然看见我从夜色里走来，又惊又喜。母亲立刻给我端来热乎的剩菜剩饭，父亲一边和二伯说话，一边满眼疼惜地看着我狼吞虎咽，眼神里尽是温柔。

　　那段时间，我一心扑在学习上，争强好胜，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但要说我成了只会读书的机器，那也与事实不符，我本来就天性活泼开朗，加上不知不觉步入青春期，懵懂的情愫与冲动悄然萌发，偶尔也会幻想男女之情。

　　班里转来一位外地女生，身形丰腴，格外惹我留意。好几次周末放学，我们顺路同行，一路上总有说不完的话。两个还没初中毕业的少年少女，聊着当时大学生不再包分配的新政，满脸正气、忧国忧民，反倒心底的暗恋闭口不提。

　　某天下午，我不愿再止步于平淡同行和闲聊，趁着教室里没人，把一张字条夹在书里递给她，心慌意乱丢下一句“借你一本书，好好看看”。字条上写着：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直到永远永远。

　　第二天，我收到了她的回信：你很聪明，做你的好朋友，我当然愿意！

　　各位看官，倘若你们以为我俩就此开启轰轰烈烈的早恋，那就大错特错了。她的回复非但没让我欣喜，反倒让我慌了神。我只负责发球，却没有接球的准备。我开始刻意躲着她，避开她的目光，重新一头扎进书本习题里。没过多久，这件事便被我彻底抛在脑后。我不能自夸为幡然醒悟、悬崖勒马，反而承认这种主动撩人，然后又恐惧逃避的行为，在当时叫”叶公好龙“，在如今就是“渣男'特性。

　　夜深人静、心生躁动时该如何排解？比起心惊胆战、被师长严防死守的早恋，我选择了自慰。多说一句：这是几乎每个男孩都经历过的事，人人讳莫如深、羞于启齿，却真实存在。历经多年我才明白，适度自慰恰恰是人这类高等动物理智与克制的体现，倘若任由本能驱使、肆意放纵，世间只会乱象丛生、禽兽遍地。

　　临近初中毕业，全班同学互相在纪念册上留言。我不好意思请那位女生提笔，她的闺蜜邓艳，一位身形苗条、眉目清秀的姑娘，用娟秀的字迹给我写下一行话：你缺乏男孩应有的气概，托你生活于白云悠悠。

　　我当时百思不解：我和邓艳素无交集，从未得罪她，为何会留下这样尖锐突兀的评价？多年后才恍然大悟，她是在替闺蜜打抱不平。

　　五年后我听说，当年跟我留言的果园村的同班女生邓艳，不到20岁，因心有所属，坚决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一时冲动，在家里喝下农药结束了生命。这个漂亮爽朗女同学不缺敢爱敢恨的气概，可她以生命为代价来保卫爱情，至今让我痛心惋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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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父亲42年前任教谭受中心校初中84级3班语文兼班主任的毕业留影，珍贵的照片、难忘的瞬间。父亲坐在第二排的正中位置，他左右的同事，有的已经仙逝，在世的，也都老迈不已。至于围绕周围青春洋溢的学生，如今都是6旬左右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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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我这篇文章的读者中，有没有父亲的同事或者学生，他们能不够从这张照片中找到年轻的自己，重回往昔难忘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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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叙：　
    这年十八岁的大哥也师范毕业了，分配到了老家临近的果园村任教，早出晚归。英俊潇洒、打扮时髦、爱唱爱跳的他，不仅依然是我的偶像、是学校周边里少男少女的仰慕对象，也是一众乡村民办老教师中，一道鲜活的现代亮色。独立成人的大哥再也不需要父亲拿钱抚养了，父亲也给与了他同事般的尊重。大哥靠着自己攒下的工资，毕业首年就买了台燕舞牌双卡录音机，我也第一次通过歌曲磁带，懂得了港台歌星、摇滚歌曲。只要有电没事，就围着录音机，日夜循环播放，百听不厌。遇上赶集天，我把录音机摆放在房外阶沿的小饭桌上，以最大的音量、最强的节奏，达到向过往乡亲们炫耀的目的。

　　差点忘了老邻居唐二爷。有天放学回家，父亲讲起他带领班上学生去3村水库边看望唐二爷的经历；彼时的唐二爷已年逾八十，作为无依无靠的五保户被送进了敬老院，这座新修的敬老院靠近水库大坝，依山傍水，二三十个孤寡老人住在里面的双人间里，互相照顾。粮食由各自所在村子提供，政府每月发少许零花钱。结伴养老、衣食无忧的生活，曾被政府作为关怀孤寡老人的例证，大张旗鼓宣传过。父亲带着学生买好鸡蛋面条去慰问的时候，养老院已经开业两年有余，只见院落里破败不堪、脏乱遍地，老人们衣衫褴褛、衣食无着，死了走了大半，黄皮剐瘦、愁眉苦脸的唐二爷正坐在院子里掐旧棉袄上的虱子。

　　这个解放前靠一身力气到处租地耕种的佃农，解放时靠分田分地翻身做主人的贫农——诉苦大会上竟然赞扬过地主的慨慷重义；66年因是无产阶级短暂成为村文革小组的领导人——召集乡亲开会传达公社会议精神时，把拉斯拉夫革命领袖铁托说成“铁坨坨”；包产到户后，是乡村通晓阴阳、略懂法术的老人，婚丧嫁娶，拜神祭天，孝歌守灵，他样样精通，是远近闻名一把好手。

　　现在的他老态龙钟、窘迫潦倒，在身边所有人讴歌新时代的时候，他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问其原因，是因为农村包产到户，各为其主，都不乐意为五保户提供口粮；加之乡镇财政、人手紧张，不再对敬老院扶持与管理，任其处于自身自灭的境地。父亲把绝大部分鸡蛋都给了千恩万谢的唐二爷，回来好几天，依然为养老院的破败现状、唐二爷的凄怆晚景叹息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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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父亲，在距离老家约40里的陈毅元帅故居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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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考 上榜

　　初三那年，我感觉自己的潜能一下子彻底爆发了。我对待学习孜孜不倦，向老师请教问题乐此不疲。老师的赞许、同学的请教、佩服，让我的好胜心愈发强烈，心底的底气也愈发充足，解开每一门学科的难题，都是我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

　　终于迎来了毕业会考。那是六月的初夏时节，全区初三学子齐聚仓山中心学校参加考试。考期共两天，每日三场考试，上午一场、下午两场。考场纪律严明，考生严禁成群结队、交头接耳，禁止携带任何学习用品。监考老师、督查人员与安保人员遍布校园各个角落，我们凭借各自的考号分散落座在不同考室。整片考场氛围肃穆、戒备森严。寒窗苦读数载，这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考试，足以影响每一位学子的人生走向。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拼尽全力想要考出最佳成绩。

　　格外凑巧的是，我的考室恰好是我曾经就读尖子班的教室。经过一年多的蛰伏蓄力、卧薪尝胆，我终于回来了！这一次，我信心满满、底气十足，和往日的自己判若两人。前几场考试，我认真细致、沉着作答，全程顺畅无阻。最后一场是几何，这是我曾经最畏惧的学科。填空题、选择题轻松完成，面对最难的证明题，得益于平日里海量的题型积累，我稍加思索，便迅速理清了解题思路。

　　考完走出考场，我看见一群考生垂头丧气地围在一位胖乎乎的老师身边，七嘴八舌地请教一道无解的几何难题。我顺势上前，接过他们的话题，以云淡风轻、从容笃定的语气，说出了完整解题思路。这位老师，正是当初将我逐出尖子班的任课老师。他满脸狐疑地听完我无懈可击的解法后，满脸震惊、错愕不已。他定然认出了我，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从容解题的学生，竟是一年前几何只考三十多分、被他当众点名赶出尖子班的我！昔日被否定的我，如今远超他得意的门生，新旧境遇的反差格外鲜明。我满心畅快、扬眉吐气，那份昂首挺胸的自豪，至今记忆犹新。

　　会考结束，我满心欢喜地赶回家。父亲穿着白色背心，正与母亲在山坡上的玉米地里除草。我像凯旋的勇士，快步冲到他们身前。父亲放下锄头，急切地询问我的考试情况。我底气十足地告诉他，这次发挥很好，基础题都会作，高分疑难题目也暂未发现错题。父亲微笑着抹去脸上的汗水，眼中闪过一丝欣喜，却依旧带着几分半信半疑。一旁的母亲更是喜笑颜开，当即高声说道：“收工，回家！”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的预感终于得到印证。参与县里中考交叉阅卷的老师，结束封闭式评卷后，顺路路过我家，走进院里，将我和二哥的总成绩、初定录取分数线告知了焦急等候的父亲。总分520，除英语总分20分，我只得到8分（这个导致我眼睛近视、任课老师曾经是厨师的学科，一直不见起色，我后来干脆彻底放弃了），数理化都是满分100分。我的总分480分，二哥460分，当年中师录取分数线为470.1分，若无意外，我已上了录取线。

　　这天大的喜讯到来时，我并不在家。此时的我正心绪忐忑，在村上学校的操场看坝坝电影，没能亲眼见到父母得知喜讯时激动的模样。父母当即托现场的远房二舅舅——那位常以“猫鼠相处”比喻我和父亲关系的邻居，赶来向我报喜。二舅舅兴冲冲地冲进人头攒动的小学操场，在忽明忽暗的电影光影里找到了我，当着一众乡亲的面，高声喊道：“三娃子，成绩出来了，你考上中师了！”

　　那一刻，我真切体会到了《范进中举》里的心境。昔日旁人的调侃与轻视荡然无存，二舅舅满脸笑意，是发自内心的为我欢喜。周围的乡亲听闻消息，也掀起一阵小小的骚动，满是惊讶与羡慕，纷纷议论。我强压着心底翻涌的激动，电影是看不下去了，我得平静平静。我和小伙伴走出操场，掏出自己仅有的几毛钱零花钱，在村里得小卖部买了些糖果，和他一同分享胜利得喜悦。我终于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打破了所有质疑。那份满心的欣喜与滚烫的激动，时至今日，依旧记忆犹新。

　　那年的升学结果，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全班四十余名同学里，唯有我一人考上县城师范。就连当年得以留在镇上尖子班继续攻读的近十名乡里同学，分数也无一及我。仅有一男一女两名同学勉强过了委培线（比我的统招线大约低五分），还是需要缴纳八百元费用的师范委培生（当时的八百元相当于现在的八万元，对于农村家庭也是笔巨大的负担）。

　　回到家中，家里依旧沉浸在喜悦之中，唯独父亲格外冷静。他叮嘱我：“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只是口头消息，最终结果还要等镇上正式张榜公布。”父亲的谨慎并非多余。两年前，后院邻居家的孩子就曾遭遇乌龙：任课老师看错姓名误传喜讯，家中欢天喜地、杀鸡宰鸭庆祝，结果后来榜单公布发现是一场空，全家心情从天上掉到谷底，那两只正下蛋的鸡鸭也感觉死得太冤。当年升学竞争格外激烈，我又没经过复读生屡次三番久经沙场的考验，父亲心中始终存有顾虑，怕空欢喜一场，更怕落差击碎我脆弱的自尊心。

　　两天后，全区正式公布张榜公布上线名单。我早已反复核对分数，心中笃定无误我约上要好的同班同学，一大早就穿着雨鞋，踩着泥泞的小路，赶往仓山中心学校看榜。一年前，同样的雨季、同样的路途、同样的时节，心境却早已天差地别。学校大门前早已围满了看榜的人，一张硕大的红纸榜单张贴在大门侧边的砖墙上，毛笔书写的录取名单清晰醒目，全区仅有三四十名中专、中师考生成功上榜。我屏息凝神、逐行细看，在第三行，终于看到了我的名字！悬在心头的大石，终于稳稳落地。

　　此时的毛毛细雨如此温柔，温润的古镇如此美丽，周围的人如此眉眼亲切。我之前所有的压抑、屈辱、不甘都突然荡然无存。我终于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即将摆脱农村农民身份了，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首唐代孟郊的《登科后》，好像也是写给我的。兴奋之余，马上准备迎接下一个考验—师范学校现场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