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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业 养鱼塘
时间来到了1983年，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人民公社改成了乡人民政府，粮食、生产生活资料从粮站、收花（棉花）站、供销社的统购统销逐步向半市场化过渡，镇上的自由市场、农贸市场逐渐兴起，尽管口袋里没几个钱，但赶场（赶集）成了农闲时节，乡亲们最主要的消遣休闲、社会交往方式，坑坑洼洼的碎石公路上，背背篓挑箩筐、步行赶集的乡亲成群结队；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仓山青石板古街上，买卖、闲逛的男女老少摩肩接踵。
农村搞了几年包产到户，家家户户起早贪黑、辛勤耕耘，更重要的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率先在四川大面积推广，亩均粮食增产四五成，加上化肥的普及，农民粮食基本够吃了，朴实的农民对当政者以最淳朴的方式进行赞美，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但那时的袁隆平可远没有现在出名，乡亲们只知道有个培育了“南优二号”良种的专家，父亲却跟大家说：这个专家叫袁隆平，只比他大6岁，曾经也是湖南黔阳安江农校的教师；他同样亲历过大跃进饿死人的惨剧，也受过政治冲击，但一直下定决心，要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为什么一个老师能有这么大的贡献和成就？父亲最后向我们总结到：因为知识就是力量。不要说我的四川老乡，袁隆平在安江农校育人育苗近20年，在杂交水稻研究成功之前，安江镇本地人也对默默无闻、潜心科研的他知之甚少，其中也包括安江小学的一个年轻女教师，这个女教师二十年后成了我的丈母娘。
成年后机缘巧合，我在湖南长沙生活工作过几年，近距离感受到了湖湘人的霸蛮、热心、率直。随着杂交水稻的亩产量逐年提升，袁隆平为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问题居功至伟，成为了科学巨匠、民族功勋人物，他不幸在长沙逝世后，灵车经过的路上，男女老幼手捧鲜花、眼含热泪黑压压排了好几里，还有不少人追着灵车奔跑，哭着喊着袁嗲嗲（爷爷），您好走！这是长沙市民对这位心直口快、心系农民、德高望重的老人最由衷的敬意。他是饱受饥荒困扰之苦的中国农民心中一座永恒的丰碑，值得所有中国人世代缅怀。
说回当年老家农村。中国农村历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吃穿用度基本都是自产的。现在，粮食基本够吃了，但没钱花是个大问题，农业税、种子农药化肥、油盐酱醋、生病吃药、孩子学费、人情往来，没有钱是不行的。我见过身边许多人，急需用钱时，身无分文、东拼西凑、东挪西借、低声下气、可怜巴巴的样子。最可怜的是邻居一个3岁小男孩，因为是家里第二个孩子，属于超计划生育，当妈妈的东躲西藏终于生了下来，并被计生部门重罚了超生款。有一天孩子突发痢疾，左邻右舍一时也借不出钱，活生生拖延了两三天，奄奄一息才被送进医院，一天不到孩子就夭亡了。一分钱也会难死英雄汉，我现在还能想起他妈妈当时无助绝望、肝肠寸断的模样。
不过说实话，要说当时老家乡亲个个都这么贫穷，也未必。同一院落我叫大哥的远房亲戚，60年代因为西南铁路大会战，从农村招工进入了中铁二局，因为没文化技术，一直在里面做炊事员，虽然一年就一次探亲假，但家庭条件明显改善。到了80年代，他跟随公司去伊拉克修了3年铁路，家庭收入更是达到巅峰。
他家是村子里第一个买自行车的，父亲对着这个崭新的洋马儿（四川话俗称）也是赞不绝口，某天突然有了兴趣，要学骑车，两个大人后面扶着车架，他在宽阔的晒坝上东扭西歪，艰难前行，久久不得要领，只得无奈放弃，说明操控是父亲的软肋。他看着我瘦瘦矮矮的身子因为够不上坐垫就站着骑，紧握车把，两腿斜插入三角杠，交替双腿蹬着半圈踏板灵活前行转弯，大为惊讶，第一次对我有了不得不服的赞许。在我们一年到头穿不上一次新衣服的时候，当工人的二哥竟然带回家里成捆的布匹，最夸张的是，他从伊拉克回国时，用单位发的外汇券在外汇商城买了硕大无比的电视机、录音机，叫两个人帮忙从镇上绕过田埂抬到家里，才发现家乡竟然还没通电。电视机转手卖给了其他工友，录音机装上八节一号电池，全村人围在一起，开了盘洋荤。父亲被推举唱了《打靶归来》，可是最后一句铿锵有力的口号“一、二、三、四”，还没喊完，录音机就因缺电乌里瓦拉哀鸣着罢了工。
父亲还像个小学生般，好奇而热切地追问大哥外省、外国的所见所闻。那也是我第一次，在稚嫩的心中，深切感受到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
穷则思变，在政策的引导下，农村开始发展副业，农活之外，养猪、养蚕、养鱼、养鸡、养鸭，大行其道，四川老乡刘永好、刘永行四兄弟凑集1000元，养鸡养鹌鹑，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希望集团前身。
我们家养过蚕，我还是采摘桑叶的主要劳动力，可是自家承包地边边角角种的桑树很有限，养不了太多，蚕的一生都是不停歇地吃和拉，长到手指粗大的时候，一个个簸箕里传来“沙沙沙”的吃食声音，恍如狂风暴雨、风卷残云，马上就有断炊之虞，让我慌乱不已。养蚕是挣不了什么钱的，我的收获在于，通过摘桑养蚕，吃了无数的桑葚，也亲眼见证了蚕从卵-蚕-丝-茧-蛹-蛾-卵短暂往复的一生。
在当时的农村，最大的副业和收入来源就是养猪，家家都有一个猪圈，上面养猪，下面猪粪池也是浇灌庄稼的主要肥料。养两头是标配，一头作为年猪，一头卖掉之后作为家庭的经济开支。
养猪需要粮食，但那时候的农村，自己人吃都不够，猪除了吃快烂掉的红薯、猪草拌上玉米粉，满满煮上一大锅。猪草除了收割后的红薯藤，其他都靠农活间隙满山遍野去扯野草野菜，那时我小，山上、野外去扯猪草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我无能为力，最多就是配合母亲、姐姐帮忙铡猪草，她们忙不过来的时候，父亲偶尔坐下帮忙。他端坐在铡刀前，一把把草理齐整了，两只握粉笔的白皙双手紧紧箍住，塞在宽大锋利的铡刀下，我就看准时机，一下下用力铡下提起，提起铡下。如果觉得枯燥疲惫，我会联系到古装喜剧包大人的狗头铡，好像一次次铡的就是坏人的人头，清爽利落。但后来学到课文《刘胡兰》，知道这玩意儿也铡英雄人物的，突然感到很残忍。
猪的食量大，经常汤汤水水、枯藤野草，也经常不够吃，好在猪不挑食，除了吃泔水潲水洗锅水，食物之杂乱广泛甚至令人不可想象。我听说，当时北方农村，为了节省饲料，竟然将茅坑搭载猪舍上方，人粪掉下去给猪吃。猪不是狗，人粪竟然也可以成为猪的美食？曾经我一直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后来知道竟然是真的。那种人粪滋养的猪肉，对于我那是万万不可接受的。
靠养猪赚大钱是不可能的。养猪就像往存钱罐攒钱，通过一家人一年的劳动付出及食物消耗，猪慢慢长大，拿一头卖掉换钱，另一头在除夕之前家家隆重地杀年猪。那时候的猪没有专用饲料，没有催长素，没有瘦肉精，毛重两三百多斤就是大肥猪了，还抵不上现在一个胖子重。杀出来的猪肉就两百斤不到，肥膘两三指宽很厚，但用来煎菜熬油，油汪汪特别香，那些出油少不解馋的猪头、猪脚，是不受青睐的，至于不出油还耗油耗调料的猪肝、猪肚、猪肠，几乎只能当成一次性消耗品，完全没有珍惜珍藏的必要。
我们家也养猪，还曾经养过一头母猪，可以靠出售猪仔换钱，那时候养猪仔都是放养的，每天一群小猪仔会从猪栏的缝隙中钻出来，在猪妈妈的千叮万嘱中，到野外找食、拱土、打滚、玩乐，玩得尽兴而归。直到两三个月后卖给新的主人，进入圈养从此完全失去自由，从出生到出售，那是猪生最快乐的时光。可是我家的母猪很奇怪，比人类还提早实行了计划生育，它每胎就两三个，最多的一次也没超过5个，不由让我们对邻居家动辄九、十个孩子的猪妈妈心生嫉妒。
猪在一个农村家庭所代表的财富和希望如此之高，地位当然也不小。猪生病了全家忧愁，猪发病死了，一时也像失去亲人般难受。那时候，可能疫苗不够，乡村里猪瘟传染大范围发生，活蹦乱跳的半大不小的猪，突然间不吃不喝，昏睡抽搐，没两天就死了。一家人悲伤之余，着急着安排猪的后事，刮毛剖腹，沥洗干净，几十斤的半大小猪，被架在火炕上，用山上砍下的嫩柏树枝叶烟熏火烤，直到外皮金黄、焦香扑鼻。这种烟熏小猪肉，不管是红烧还是焖煮，既有四川腊肉的烟熏松柏清香，也有广东烤乳猪的外焦里嫩、香甜软糯，小猪的骨头也没完全坚硬钙化，Q弹香脆，一块块下去，连骨头渣也不剩。什么病猪要杀菌消毒、石灰填埋，在当时的乡亲们看来，这不是猪有病，是人有病，简直是暴殄天物。
父亲也参与到了养猪事业中。他对我们家养的猪生长太慢一直心存不满，同校一个民办老师同事，一面教书一面开个打米房帮人打粉磨面，家里养了好几头猪，长得又大又肥。父亲羡慕不已，谦虚地去请教经验，刘老师的诀窍除了在帮人加工粮食结束时，清扫机仓故意潦草马虎，藏一点私货，还在每天学生午餐前，提前在每个教室放一个塑料盆，让学生将吃剩下得饭菜倒进盆子里（那时候学生都是自带饭盒糙米，在学校蒸饭吃，下饭菜也是自带的咸菜，胃口不好的不在少数），不必浪费在洗碗槽。然后他叫自己老婆、孩子在饭点结束后马上去收集，归集起来拿回家喂猪，即使一个班小半盆，十几个班收获也很可观。但这个秘密他肯定是不会告诉父亲的，就正儿八经地说，诀窍嘛，就是喂猪食的时候，在猪槽里放两大捧泥巴，还叮嘱他绝不外传。
你猜怎么着，父亲还真的信了。回到家的一个晚上，晚饭后母亲洗锅刷碗、泔水喂猪的时刻，父亲弯腰曲背捧着一把东西，从灶房煤油灯的阴影中闪出，鬼鬼祟祟走向后面的猪圈。母亲眼尖，问他干什么，父亲捧着一把泥土，说要去喂猪。母亲没有读过书，但对父亲这个智商严重下线的举动，表示强烈怀疑，两人吵了起来。父亲此时回想自己所学的知识，也不由得有点心虚，再说大吵起来惊动左邻右舍，舆论大概率不会站在自己这一方。他终于心有不甘地扔掉了泥土，也让可怜的猪免除了肠梗阻。
既然养猪不行，咱来点别的？老家门口是一块2亩多水田，一分为三，我家和邻居各自耕种，冬种秋收，油菜与水稻交替种植。后来父亲不知从哪打听来消息，说利用水稻田来养鱼，会有不错的收获。于是，他开始动员左右邻居，实施稻田养鱼的“浩大工程”。
邻居都是老实忠厚的农民，被父亲几番激情描绘打动，于是三家人齐心协力开挖动工。
首先，要在靠近我家院坝前面，竹林下面，人工挖出一条长20多米，宽3-4米，深2米的沟渠，在水稻收割，稻田干涸后，做蓄水和鱼儿汇集之处。三家人的壮劳力趁冬季水干之际，妇女们挖土，男人们挑担，干得汗流浃背，热火朝天。父亲作为召集者，倡议者，更是冲在前头，汗流浃背、不敢稍歇。
我们小孩子没事，就眼巴巴找寻随着锄头掀开、淤泥里蹦出来的泥鳅，抓到后，放灶火上烤熟，粘上点盐，也是香喷喷的不可多得的美味。
忙活半个月，早出晚归，终于大功告成。父亲跟邻居、也是股东兼远房二舅舅，到自己新开寺老家一个养鱼户那里挑回两桶草鱼、鲢鱼鱼苗，小心地倒在沟渠里培养。然后在稻田灌水，秧苗栽种后，又将这些渐渐长大的鱼儿从沟里放出来，让它们在水田间跟水稻一起生长。听父亲说，它们还可以相互促进，鱼儿可以吃稻田里的杂虫，鱼粪可以给稻谷提供养分，听起来很美。但现在我读了点书，想起来，鱼儿怕是不喜欢农药化肥的，稻谷也不喜欢草鱼咬断自己的根须。即使再有雄心壮志，但因为没有经验，加上父亲长期在学校，管理不善，大暴雨的时候山洪从稻田里倾泻而下，堤坝决堤，逃走不少。后来稻田干涸后，鱼儿集中到沟渠里，又因为光照不足，过于密集，缺氧窒息大量死去。更可恶的还有外乡的偷鱼贼，半夜电击捕鱼，将大个的鱼儿一网打尽。
我记得每年过年前两天都会在沟渠里捕捞一次，三家人均分，大大小小的，每家最多也就一二十斤鱼，仅够过年期间自用。每每到这样的场景，父亲看到宽广的水田以及毫不相称的收成，先是疑惑惊讶，再是惋惜痛恨。
好在邻居们都是厚道人，没人埋怨谁，而且慢慢把养鱼这件事，看成一种闲趣，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对收获从不寄于厚望。但这个鱼塘给我们一家几个孩子们带来的快乐确实无可比拟。
周六周天，寒假暑假，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几个小孩子，或者来走亲戚的堂表兄弟，就喜欢拿着竹削的简易鱼竿，坐在家门口的竹林下，伸到沟渠里去钓鱼。父亲怕邻居说闲话，尽管他那么喜欢钓鱼，除了要求我们只准钓杂鱼，比如麻鱼、小鲫鱼，钓到饲养的草鱼、鲢鱼要扔回去，而且自己是从不摸鱼竿的。但我亲大哥的钓鱼技巧却突飞猛进，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钓上好几条两三指宽的鲫鱼，可以弄一碗美味的鱼汤。我有一次中午，因为要在厨房烧火做饭，我只能将钓杆插到岸上泥土里，等着鱼儿上钩，抽空从厨房出来，看到钓线被拉得笔直，马上提杆，嘿，还真钓到一条大鲤鱼！
因为养鱼，第一年水稻收割后，特意放弃冬季作物种植，继续灌水扩大水面。但到了冬天因为地势太高，降水稀少，水还是漏得干干净净。鱼儿集中到沟渠里，成群结队在水面游来游去，张嘴大口呼吸，因为水面太窄，水太浅，最终还是遭到偷捕。但干涸的水田，成了冬天一个平展展的“大操场”。那年父亲50大寿，正好利用起来，放了两场露天电影。四里八乡的乡亲都来看热闹，尽管人流如织，但踩在松松软软的泥地上，脚感舒适，而且一点不觉得拥挤。这也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经过三、四年入不敷出、力不从心的折腾，大家的养鱼的兴趣和激情慢慢消退，水田最终还是回归农田的本性。只是沟渠还在，我们钓鱼的乐趣还在，父亲有次看到竹林下水汪汪的沟渠，对家里人感慨：从前的大户人家，都是家后有山、家前有水的，我突然坏坏地联想：莫不是父亲当年挖鱼塘，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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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先见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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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26-3-30 0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