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农活
对于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无忧无虑的童年过去后，读书上学，帮大人做家务，再大一点，干力所能及的农活，是必然的过程，是成长的历程。没有干过农活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回过头看上世纪70、80年代的农村，也不得不吐槽中国农业社会发展的缓慢，没有科学技术，没有先进工具，依然沿用两千年前的简单粗犷的农具，干活全凭一身蛮力，肩挑手握，靠天吃饭，靠省吃俭用生活。很小我就看到人力水车，看过木杵舂米、人推石磨（后来慢慢有了抽水机、水力磨米磨面机），耕地靠水牛，后来生产队唯一的水牛老死，老牛肉分吃掉后，便只能人拉耙犁翻田松土。没有化肥，全靠自产自用的农家肥。自产不够，生产队还组织几十个社员去十几里的镇上公共厕所挑粪，浩浩荡荡，臭了一路。
父亲星期天回家，也参与挑土，就是把田里的泥土挑到山上，把山上的泥土挑进水田，听说可以增加土里的养分，简直有点像现代版的愚公移山。粮食不够吃，一度归罪于麻雀，满山遍野，到处敲锣打鼓驱赶，布下天罗地网捕捉麻雀，麻雀一度销声匿迹，但马上虫害不可收拾，不得已悄悄把麻雀从害虫名单撤去，却至今不曾为其公开平反昭雪。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父亲幼时读过的《朱子家训》正好可以指导儿女。父亲绝对不允许我们睡懒觉的，每天早起扫地，也是家庭传统，也是我第一份工作。不过那时候家里都是土泥地，最多扫去地面的残渣与浮尘，浮尘太多，扫地时候，感觉人都笼罩在硝烟迷雾的战场中。再大一点，插秧苗、摘桑叶喂蚕、轧猪草。冬天在刺骨的污泥中、冰水里，挽着裤腿，父亲挖泥，我跟哥哥推着个木盆，拔去冬水田里顽固的野草，有时候可以挖到小小的甜甜的我们叫茨菰的解馋。但更害怕的还是蚂蝗，软软的扁扁的令人恐惧，水里到处都是，一不留神会叮在腿上，大口吸血。
为了补充肥料的不足，我还在冬天天麻麻亮就起床，跟着大哥锄头上挂个撮箕，去霜打的麦苗土里拾狗粪（突然联想起现在网络上魔性洗脑的豫曲《拾粪歌》，河南农民李豁子：我清早起来去拾粪，回家来咋会不见我的女人，东院找罢西院找，南院找罢我北院寻…），我和只比我大四岁的大哥倒不必担心女人问题，反而早在昨晚就定好了起床时间和拾粪路线图，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人儿有狗屎运，万一在路上发现一大坨牛粪，那就跟现在中了彩票一样惊喜。那时候地里劳作的农民，内急时候再远也得往家赶，大小便必须拉在自己茅坑里，才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即使来不及半道拉在裤裆里也在所不惜。对面院子跟我一般大的小姑娘金香，放牛的时候，牛在半路拉了一趴粪，她怕别人捡走，竟然脱下用外套热乎乎地包了回家。
不过我那时候的拿手好戏是播种施肥。我可以一只手拿着盛有种子的小木斗（我们那里叫升子），一只手靠三根指头，像小鸡啄米一样，精准地抓出几粒种子，不偏不倚投进脚下密密麻麻却又整齐均匀的土窝子里，又快又准，堪称绝活！大到玉米种子，小到小麦种子，我基本上一把下去，八九不离十，前后左右边扔不停向前移动，身形矫健、凌波微步，不会漏过一个窟窿。施肥的动作和方式也一样，不管是洁白滚圆的尿素肥还是灰色粉末状的磷肥，对于我来说更加轻松，游刃有余。
父亲挑着最大的粪桶走在前面，母亲挑一个小一点的粪桶紧跟着，从家里猪粪池里的粪水跳到半山坡上有三四百米的距离，四五十米的高度，累的汗流浃背。我撒完种子与肥料，他们就在后面一瓢一瓢地浇灌，姐姐、哥哥就负责打土窝、覆土。
除了干活，烧火做饭是我一直的任务。我熟悉每种柴火的属性，尽管我计算不出它们的燃烧值；我知道每一种柴草引火的方式，什么叫易燃物，什么叫可燃物；我知道每种柴火的燃烧时间，这样我可以抽空出去玩一会儿；我也根据烧菜人的指令随时调整炉灶内火势的大小；我知道煮饭从水开到煮熟的时间，我对下锅前的米量和水量的拿捏一直很精准。煮熟后，站在院子外对着山间干活的父母亲，大喊“爸妈，回来吃饭了”，稚嫩清脆的嗓音响彻山谷，也打下了我的声乐基础。我对和面、发酵、煎馍很是在行，会用擀面棒擀出薄薄的面片，切成均匀的小块，用作包蔬菜或者烩面的主材。那时候，家里做面食基本就是我瘦小的身躯在厨房里的石板台上满头大汗完成的。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凭着我对面点的兴趣，也许我可以做一个面点大师。
农忙时节，晚上也不能闲着，在昏暗的油灯下，一家人围在一起，大竹筛子里摘不完的棉花朵，大箩筐里剥不完的玉米粒。父亲为了调动我们的积极性，甚至拿出了奖励措施，3、5分钱一斤按实结算，曾经一度让儿女间疯狂比拼、你抢我夺。
最紧张的是抢收晾晒的粮食作物。夏天一大早就拿上竹编的宽幅晒席，找个空旷的晒场铺好，将半干的玉米粒、稻谷、小麦从家里挑出来，均匀地摊铺上面暴晒。正午太阳最热辣的时候，还要时不时走出家门，用笆篓翻面梳理。突然间，乌云从山那边一下冒出，天色一下昏暗起来，远山有人喊，搞快点！下暴雨了！一家大小马上倾巢而出，拖折晒席，堆拢粮食，汆入箩筐，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刹那间，天色完全昏暗，大雨狂风呼啸而至，冒着豆粒大的雨点，小跑着把粮食重新挑回了家。眼看暴雨如注，水流成河，终于松了口气。正好上学在学一篇课文，《毛主席帮邻居抢收稻谷》，描述的是一样的场景，只是各家各户应接不暇，邻居阿婆看到我们几个小孩子忙不过来，也抽空来帮忙抢收，那个邻居也姓毛，但不叫毛四阿婆。
少年时代，做家务干农活并非没有风险，冬天一个早晨，轮到我煮早饭（那时我跟二哥在家上学，轮流煮早饭，一个每周一三五，一个二四六），我刚回自己房里整理书包，突然听到劈里啪啦的声音，赶紧跑到厨房，灶口掉落的火星已经把厨房里最靠灶台一簇油菜杆引燃，我赶紧连扑带踩，把燃烧的柴火按倒在地，母亲也跑出来，急忙从水缸里舀上几盆水，一股脑儿泼下去，再晚两分钟，后果不堪设想。为了连根割断水稻田里的稗草，我的镰刀竟然不小心割到了水里的脚趾，连皮带肉绽开两厘米，鲜血染红了脚下的稻田。可我没告诉父母，也没钱去找村里卫生室消毒包扎，忍痛让它慢慢止血凝固，现在想想，那么大的伤口，浸在污泥田里，没染上破伤风，简直是幸运。五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半桶半桶往家挑井水，有一次挑着挑着，突然天旋地转，竟然晕倒在地。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令人惭愧的是，长大后竟然没有旧社会出生的父亲的身高，遗传规律是否在我身上失去了效力？几十年后看到电视纪录片《邓小平》，里面有个片段，家庭聚会中，女儿邓楠问父亲，既然是亲生兄弟，可你为什么比二叔（邓垦）矮一个头呢，小平回答，那时正是我15、6岁长身体的时期，营养不够，还要干重活，所以长不高。这也很客观地解释了我个子矮的原因，悲哀的是，我没有伟人的命，却得了伟人的病。
懒惰是人的天性，好玩是孩子的天性，但母亲天天忙里忙外，父亲只要放学回家，也是起早贪黑，身先士卒。榜样的作用加上父亲的威严，我也只能咬着牙往前冲。又是唐二爷，有个星期天，我跟二哥各挑着一个小号粪桶，在父亲带领下，从家里猪粪池里挑粪水去半山坡的承包地里浇玉米苗，他正在土坎下自己的地里挖土，看到二哥大半桶水晃晃悠悠，我小桶装满咬紧牙关步履沉重，不禁放下锄头大声点评：吞口菩萨是英雄，军华娃儿是狗熊。
军华是二哥的小名，吞口菩萨说的就是我。我很小的时候，唐二爷就说我嘴大口方，很像院门外辟邪镇宅石碑上怒目瞪眼、口衔宝剑的吞口菩萨，便给我取了这个小名，后来不久又觉得胖乎乎、笑憨憨的我，也像安坐在河边石龛中的土地公公，于是又叫我土地菩萨，还为我编了个顺口溜，时不时拖长声调说唱：土地土地，二十五帝，吃颗豌豆子，打个热屁。
至今老家的长辈还记得我这两个小名，从幼年开始，我就是两个菩萨的化身，肩负保境安民的重任，接纳朝拜与香火，这份责任和荣誉，同龄人绝无仅有。
楼主: 先见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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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3-20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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