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亲（连载）

先见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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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叙：那一年，母亲经常生病，浑身难受，大汗淋漓，早上爬起不来，在床上大声呻吟，然后叫我去乡上学校找父亲。我既为母亲担心难过，又害怕严肃的父亲。忐忑不安地走了5里路来到父亲任教的乡中学，先到他背靠学校公共厕所那间不到六平米的寝室，靠近木窗户一张木板搭成的办公桌上，堆放着饭盒、书本教案、粉笔盒、墨水瓶，还有一大摞未批改的学生作业；桌前一把老旧的藤椅，后面就是一张挂着蚊帐、不足一米宽的小木床；左边靠墙一个跟随父亲多年调动辗转的小木箱，右边靠墙一个木头三角洗脸架上摆着一个锈迹斑斑的脸盆。简陋狭窄的房间，如果站两、三个大人，转身都比较困难。

　　寝室通常虚掩着，一般都没有人—父亲正在教室上课，他那时是初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怯生生地在教室门口晃了晃，父亲看到我了，走出教室，到门口问我有什么事？我告诉他母亲生病了，让我来找他。他让我寝室等着，下课后，他默默地带着我来到离学校500米的中药铺，买好一付药，让我马上带回去给母亲熬。那段时间，我所学的鲁迅《三味书屋里》，为了给父亲治病，小时候的鲁迅经常被使唤着跑药铺当铺经历和心情，和我那时一模一样。好在母亲的病不算不治之症（我现在知道应该是更年期综合征），而且尽管父亲依然一脸严肃，但他从来没有因为我经常去学校找他，给他添麻烦，埋怨过母亲、责骂过我。

　　也不是每次来父亲的学校都心情郁闷。那年正好流行电视连续剧《霍元甲》，这部剧受到狂热追捧，一到播出时间，几乎人人都挤在电视机前。乡政府和乡中学是全乡唯一通电的区域，尽管电力时断时续，但每周两次播出这个连续剧的黄金时段，基本能够保证供电。学校领导为了创收，大胆拍板，买了整个谭受乡第一台电视机—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把它放在学校内操场西侧的办公室窗台上，下面提前摆好教室里的长条板凳，这就是观影座位。学校安排值班老师各自提前吃过晚饭，五六点就开始清场关门卖票，五分钱一张，到了晚八点播出时间，准时开门检票入场，来看电视的学校周边的乡亲们人山人海，把学校大门挤得水泄不通。

　　可就算是这五分钱，乡亲们也不是说拿就能拿出的，于是，我跟着村子里几个爱热闹的大哥哥大姐姐，其中包括亲大姐和对面山下的毛哑巴，为了省钱逃票，下午四五点就早早出发，在学校关门清场前，悄悄埋伏在父亲的寝室里，木床、藤椅、柜子上坐满了人。父亲充当“窝藏贩”，牢牢关上门，叮嘱我们不要出声，然后装着若无其事，跟其他老师在外面忙着卖票、守门，等到天色黑尽，大门开始检票放人，父亲确认无人盯梢，才悄悄回到寝室，让我们赶紧出去找座位观影。

　　14寸的黑白电视机前，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头，屏幕小、颜色单调也就算了，关键那时候电视传输不是有线的，全靠屋顶高高竹竿上绑起的简易天线接受信号，一个老师不断地调整天线角度和方位，图像和声音也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但所有的观众没有一个有怨言，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满足感和获得感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既然买了门票，《霍元甲》两集播完了，大家也不会离开，直到新闻、天气预报、广告全部放完，十点多钟，电视主持人郑重地说“晚安”了，大家还一步三回头，看着电视屏幕上雪花点点，依依不舍地离开校园。

　　至于我们这几个逃票的乡亲，那种幸福感更是无与伦比。打着手电、举着火把结伴回家的那半小时碎石公路上，议论剧情与人物、哼唱《万里长城永不倒》、学着霍元甲来个迷踪拳、取笑谁闷在寝室里大气不敢出，差点窒息，一路嘻嘻哈哈，欢声笑语。我清楚地知道，这种独一份的快乐是父亲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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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个武艺高强、英俊潇洒、正义爱国的霍元甲，成了当时的全民偶像。他创立的上海虹口精武会旧址尚存，离我今天的家走路不足十分钟路程，经常迈入英雄曾经走过的房舍、路桥，近距离感受他的爱国气息，那是我小时做梦也没想到的，你说意不意外，神不神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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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5086

先见先明 发表于 2026-4-6 12:52
　　副业 养鱼塘

　　时间来到了1983年，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人民公社改成了乡人民政府，粮食、生产生 ...

以平实而细腻的笔触，勾勒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变革的斑斓画卷。从袁隆平杂交水稻带来的温饱变革切入，折射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底色；又通过“养猪、养鱼”等副业往事，既写出了农民求变路上的辛酸与智慧，也描绘了如“泥巴喂猪”、“水田电影”等充满烟火气的荒诞与温情。
最打动人的是文中那份厚道的邻里情与父亲对生活的热爱。尽管养鱼事业“入不敷出”，却为清苦的岁月增添了难得的闲趣与诗意。这不仅是一段家族记忆，更是那个年代亿万农民在贫瘠中寻找希望、在摸索中向往文明的生动缩影。读来既有对艰辛岁月的唏嘘，更有对奋斗精神的敬意。

fw5086

先见先明 发表于 2026-4-9 11:10
　　补叙：那一年，母亲经常生病，浑身难受，大汗淋漓，早上爬起不来，在床上大声呻吟，然后叫我去乡上学校 ...

厚重而温情的文字，通过“求药”的苦涩与“逃票看戏”的欢愉，刻画出一位严谨却又不失温情的父亲形象。那间不到六平米的简陋寝室，既承载了生活的艰辛，也成为了守护孩子童心的避风港。父亲虽一脸严肃，却用默默的宽容和“窝藏”的善意，在匮乏的年代里为孩子撑起了一片快乐的天地。通过《霍元甲》与现实生活的交织，展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集体记忆。读罢才知，那份无与伦比的幸福感，并非源于电视节目，而是源于那份深沉、内敛、厚如泰山的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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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学 师生关系

　　小时候，觉得时光过得好慢，总盼着自己早点长大，可以像大人那样说话行事，可以获得别人的尊重，可以有属于自我的空间。我也觉得父亲的学校、学生离我很遥远，他很少在家里聊学校、学生的事，想想也是，自己的孩子幼稚，听不懂这些，母亲和邻居乡亲都是农民，更关心油盐柴米、一亩三分地。

　　可是不知不觉，我们还是慢慢长大了。姐姐已经十七八岁，能下地帮妈妈干农活了；大哥也读初三马上面临残酷的中考；我也即将小学毕业，从懵懂调皮的童年迈向心智渐渐成熟的少年阶段。

　　按照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小升初好像完全无需考试劳神，是自然而然的。但我们那时小学只读五年，而且小学升初中的比例不到一半，考不上的要么自动失学，要么继续复读，直到考上初中为止。当年院子后排失火被毁的邻居家，有个男孩小名“吃嘎嘎”（他从小到大总闹着吃肉，大人给他取了这个小名），跟我同龄，他因为智力有问题，每次学到两位数以上的加减乘除就难如登天，绞尽脑汁也算不对答案，所以留级无数，一直在二、三年级徘徊。我17岁那年，师范快毕业了，父亲安排我在老家村小教书实习半个月，我的小学同学“吃嘎嘎”也已经长得牛高马大，他竟然成了我的学生。可他不尊重我这个实习老师，依然喊我“吞口菩萨”。作为报复，我费尽口舌地做他父母的工作，叫他们别徒劳无功、幻想儿子会弄到小学文凭，终于在我手上终止了他的学业。“吃嘎嘎”宁愿挑粪桶爬山浇地，也很高兴不再受读书折磨，家里也从此增加了一个壮劳力。

　　我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已经不再逃学，但上课开小差、找人说话的毛病依然如故。有一个夏天的早晨，正是早读时分，老师还没来学校，我跟身边男女几个同学大吹特吹昨晚暴雨，邻居远房二表哥去疏通门前的渠河孔洞放水，不料河堤突然崩塌，他连人带锄头被洪水冲下稻田的惊险故事。我站在自己课桌边，唾沫横飞、手舞足蹈，越讲越得意，一股饱满的气息突然把裤带崩断了，宽松的裤子齐刷刷掉到了脚跟，光溜溜的下半身一览无余（那时候家里穷，就一条长裤，没有内裤穿，男生之间的黑话叫“挂空挡”，一根布绳充当皮带，解、系都是很大的难题）。男生哄堂大笑，女生赶紧低头满脸绯红。我慌忙提上裤子，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是我有羞耻之心后第二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裸体，第一次是几年前从泥塘回家身不由己，这一次纯属意外，按照父亲的说法，得意莫忘形，否则丢丑是迟早的事。

　　但我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父亲经常从学校带回半盒用剩只余一点笔头的粉笔，嘱咐我们没事可以在石板、土墙、木门上练字，有次在教室黑板上偷偷写字，被班主任发现我粉笔字有点功底，从此在他急着回家挖地浇粪的时候，便安排我在黑板上代替他给学生板书作业题。后来老师见我调皮胆子大，以为我有号召能力，还把我提为少先队大队长。可我那时候自由散漫、表现拉胯，确实不像根正苗红、气宇轩昂的高级学生干部，在操场上喊集合口令总是底气不足。

　　有一次，老师安排我早上去校门口拦截上学迟到的学生，让他们站在舞台上示众。我躲在校门后墙边，第一个落入埋伏圈的是一个叫罗桂花的低年级女生，她向我求情，要我放她进教室，答应下午带一片煮熟的腊肉以示谢意。我已经很久没沾油荤，嘴里淡出鸟来，稍作犹豫就答应了。罗同学真的没有食言，在我的左顾右盼中，下午真的用写过的作业纸包了一片豆腐块大的熟腊肉偷偷塞给我，腊肉又香又肥，油腻直透纸背。我躲在僻静处，细嚼慢咽享用了美味。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受贿”，余韵未尽地舔舐嘴角的油脂，深深感受到了权力的滋味。

　　毕业那学期，我这个“蛋黄水水还没干的小孩”竟然害上了单相思，疯狂迷恋同班一个瘦高苗条的女生，尽管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她也没有对我丁点暧昧的表示，但我最后还是鼓足勇气给她写了张小纸条：秋丽，你肯嫁给我吗？签名潦草不堪，出于既怕她实名举报又怕为他人做嫁衣的两难心理。早早来到学校，趁人不注意，偷偷塞在她的课桌缝里。秋丽一到座位，就发现了这张折叠的纸条，展开看完又羞又气，趴在桌上哭了起来。我装着看热闹，把大家传来传去胡乱猜测签名的纸条拿到手里，故意不以为然地来句“这有什么？！”在同学们的错愕中一把撕得粉碎。因为死无对证，这场风波很快平息，老师、我的父母都不知道，侥幸逃脱的我的心也彻底冷了下去。否则，我一定是当时学校里创年龄最小纪录的早恋学生，再次遭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暴击应在情理之中。

　　好吧，既然爱情受阻，还是安心学习吧，如果能考上仓山镇上的中学，是不是能挽回点尊严，甚至赢得秋丽的垂青？父亲之前在镇上的中学参加过教研培训会，也带着幼小的我蹭过一次集体会餐。那所学校地处繁华、规模宏大、师生众多、全体住校，招收的是全区小学毕业的优秀生，录取比例更是低到5%不到。

　　尽管我的智商和自信严重高于“吃嘎嘎”，但是毕竟之前贪玩好耍，基础不够扎实，要想考出好成绩，光靠运气是不行的。小升初成绩出来，我比乡上初中录取线高了二十多分，比镇上初中录取线低了十几分。小学数学肖老师乡上阅卷回家，路过我家门前的沟渠桥头，看见我正跟几个小伙伴在河里游得正欢，俯瞰着我冒出水面的小脑袋，毫无惋惜之情地告诉我，乡初中是考上了，镇中学远着呢！我们班有考上镇中学的吗？男女各一个，男生况杰，女生秋丽。我听后一时呆住了，水流很急，我拉着岸边的黄荆枝条稳住身体，感觉自己掉进了冰窟窿里。

　　父亲回到家，没多问我的成绩，知道我考上了初中，也觉得还算正常发挥，他那时候的关注的重心不在我，而在我大哥的中考成绩。在他心里，这才是家庭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关乎大哥和整个家庭的命运。

　　中考录取分数出来了，我忠厚踏实、平时成绩并不顶尖的亲大哥，竟然在这年的6月中考中，大大出乎老师同学，以及父亲的意料，考上了100多里外的县城师范学校，也是父亲近30年前的母校。这所学校在文革中被停办，1977年恢复高考的同时，恢复统一招生。校舍依旧在原址，只是建筑规模更大，操场更开阔，父亲之前好几个师范同学也在里面担任教师。

　　中江师范学校是我们县城的最高学府，国家对学生管吃管住，毕业就是正式公办教师。能考进这所学校的初中生都是成绩顶尖的学生，全县每年只招收一百多人，录取率不到2%。大哥是整个班级里唯二考上师范的，也是我们老家村子里第一个端上铁饭碗的学生。拿到红彤彤的录取通知书那几天，整个家庭、整个老家都沸腾了，恭喜、夸奖、羡慕的人络绎不绝。

　　在那个开学前的暑假，在我羡慕的眼光里，父母凑出钱来，给大哥置办新衣新鞋，铺笼罩被，还请了村里的田木匠到家里，锯掉池塘旁边那棵碗口大洋槐树，分割成面板，为大哥制作上学的书箱。父亲尤其兴奋，觉得自己二十年来对儿女含辛茹苦的培养、孜孜不倦的教诲，终于结出了果实。他百感交集地对我们说，我也终于快要熬出头了，你们爷爷的祖坟开始显灵了，整个家庭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

　　至于我，上学没什么可准备的，本乡初中校离家五里路，不住校，每天走路就行，上学有个背篓就够了。也不需要熟悉初中老师，因为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就是我的父亲，那时候，他刚刚送完一个初中毕业班，又开始三年一循环的初一，这样，我的父亲，真正成了我的老师。而他的学生，除了我，还有留级的亲二哥。

　　乡中心学校二十年前父亲参与修建的，靠近乡场500米，紧靠山脚下的长条形四合院建筑，学校一共十几个班，招收全乡初中生以及学校驻地村子里的小学生。三排间隔一致石墙瓦房南北向整齐排开，南面是初中部6个班，中间一排仅有两间办公室连接一个高一米的露天舞台，北面一排是小学部6个班，再拐出去两间就是学校厨房，厨房是学生蒸饭和教师吃饭的地方。东面是一排七八个单间，各六七平米教师寝室，背靠男女厕所。舞台正对的西侧是一间值班敲钟房，内操场西侧角落有口深井，就是全校师生的淘米洗菜蒸饭洗碗的水源，井水要靠长竹竿系着水桶，扔进井底灌满水后，一桶又一桶提上来，再挑进厨房，倒进大水缸里。

　　挑水的是刚接班的年轻工友刘建军，矮矮壮壮，面像凶狠。他的爸爸之前也是父亲的老同事，父亲大概看不起这个小学文化的小字辈，大庭广众下直呼其名，私下叫他刘小娃儿。刘小娃儿除了挑水，也敲起床钟，特别在我后来住校的时光，大冬天每天早上五点半，他却总是一分不差地准时将吊在屋檐下的铁筒敲得震天响，“咣咣咣”五六声巨响后大功告成，他呼着白气赶紧钻进旁边自己寝室，在依旧热乎乎的被窝睡个回笼觉。有时候一联想到全校师生在大雾弥漫中挣扎着起床，穿着单薄的衣裤冻得呲牙咧嘴，一群农村孩子在寒风里早操、晨读读，谁说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谁说工友不算老师？谁说挑水的就不能发号施令？刘小娃儿带着几分得意和施虐的快感沉沉睡去，嘴角还含着笑意。如果当时组织全体住校学生，评选学校最不受欢迎的教职员工，凭王小娃儿敲钟的敬业精神，我向人民保证，他一定稳居第一！

　　学校里内操场有个高高的舞台，平日里是全校课间操和学生大会的场所，内操场边的林荫道上，竟然一排高一丈多的梨树，梨花早春开放的时候，满树如雪的纯白，将校园衬托得很美，到了秋天，每棵树上都结有金黄的秋叶梨，尽管校园里没人松土施肥，树梢结的梨子数量稀少，但一到下课时间，仍然有调皮学生装着追逐打闹，一不注意就抱着拼命摇晃，摇下几个半熟的梨子，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如获至宝。这几十棵梨树是父亲他们在建校之初种下的，这些爱花、爱美、爱戏曲文艺的年轻教师，肯定没想到梨树结果后会对教学有那么大的干扰，而且这所学校将来培养的也不能称作“梨园子弟”。

　　外操场在校门西侧，有两个篮球场大小，还有两幅钢管焊就的简易的篮球架，这里是篮球、跑步，已经大型运动会的场所。经常看到强壮粗犷的中年校长“田二哥”带着一帮年轻教室打篮球，那时候的人对领导不太懂谦卑礼让，该争就争该抢就抢。操场凹凸不平，运球不稳、投球不准是常态，但只要热烈热闹就行，大群学生围观加油，操场上你来我往，尘土飞扬。唯一担心的是下雨，因为是碎石泥土地面，一遇到下雨操场就变成稀泥地，即使雨过天晴，操场上也空无一人。

　　我因为营养不良，严重贫血，只要剧烈运动几分钟就会头晕难受，曾经一度以为自己有心脏病。所以在我学生阶段，一直对体育运动心生恐惧。我更关心的是厕所，因为之前经历过太多糟糕的厕所，我更关心这里的环境：有好多个独立蹲坑；有遮挡身体的石隔板，再不需要光着屁股面对面大谈人生；有长长的小便沟槽，站在池前台阶上也不担心滑倒。整个厕所尽管没有冲水设施，依然异味扑鼻，但我感觉十分满意。

　　更重要的是，父亲在学校里有个简陋的寝室，这样除了教室，我还有个暂住落脚之地，在其他乡村孩子眼里，这是石墙瓦房的寝室主人是父亲，是我农村之外另一个家，也是实力和荣誉的象征

　　新的学校，新的同学，新的课本，除了父亲，其他一切都是新的，我既好奇又兴奋。随着我们的长大，那个时候父亲对我们的打骂已经显著少了，但第一次跟父亲的关系变成了课堂上的师生关系，我还是紧张异常。记得第一堂课，父亲走进教室一言不发，现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抽几个同学起来解释，其中也包括我。他的意思是告诉刚迈入中学门槛的我们，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要有恒心耐心和毅力，学习也同样如此。只有我的回答令他勉强满意，我也觉得他写这句话，应该就是当时对我的鼓励吧。

　　开学一个月不到，经过几次摸底测验，我的排名靠前，进入班干部候选人行列。尽管是民主选举，举手表决，但凭借父亲的推介、暗示，以及同学们都清楚的“裙带关系”，我通过半民主的方式高票当上了班长。那个时候的我，个子瘦弱矮小，除了大胆，有组织天分，不是胸怀远大理想、勤奋上进的学生，选我当班长绝大部分是父亲任人唯亲的结果。作为班长，帮他收发作业、布置学习任务、传达活动指令。我既是班长，班主任又是我的父亲，在同学眼里，我是班主任最信任的人，我做的每件事都是班主任老师的意志体现，绝对不能反抗和质疑的。同时我还是班主任的眼线和卧底，谁在刻苦学习，谁在乐于助人，谁在迟到缺席，谁在考试作弊，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父亲如果问起，我会一五一十汇报。同学们对我的“无间道”爱恨交加、若即若离。学校一时间好像成了家族学校，我一度有了当今社会那种“官二代”“富二代”的错觉。

　　尽管父亲已经是我的老师，也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我可以少年的眼光观察父亲。奇怪的是，对儿女严厉严肃的父亲，对待学生，我从没有看到他暴躁暴怒的一面，也从没见他打骂过学生。父亲身材高大、性格刚强、干事果断、声音宏亮，跟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对于偶尔开小差的学生，也许一个凌厉的眼神就足够了吧。天天身处父亲无处不在的冷峻目光下，加上我的班长身份，我在学习上似乎增添了强大的动力。尤其上父亲语文课的时候，我是目不转睛，分外认真。因为如果要抽同学答问，十次有九次父亲都会抽到我站起来回答，我猜想父亲是不是觉得只要我弄懂了，全班同学都会懂，或者只要自己儿子懂了，其他同学不懂也没关系？

　　父亲如果不上课，要么在大办公室参加教研会议，要么坐在寝室的藤椅上备课、批改作业，他不爱去操场打球，也没看到他参加任何体育运动，也许在他看来，回家干农活已经是最好的锻炼，学校这种体育运动不仅透支身体，还不创造效益。最多闲暇的时候，他会看报，看各种国外大事、社会新闻。尽管手头并不宽裕，父亲却咬牙订了三份报纸—《羊城晚报》、《文摘周报》、《参考消息》。《羊城晚报》处在逐步开放的沿海，有很多独家报道的新闻，副刊也很有知识性趣味性，我想这是父亲订阅的原因。我那时足迹最远都没到过县城，却知道广州五羊城的来历，我甚至还学过几段怪腔怪调的粤语。几年前去广州旅游，我特意来到了越秀公园著名的五羊雕塑前留影，也是在缅怀旧时时光吧。《文摘周报》是四川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报纸，撷取了全国各地报纸中的精华部分，跟我长大后喜欢看的《读者文摘》走的路线很相似。至于《参考消息》全是国内外重要报道、评论摘抄，很多国家、通讯社我是闻所未闻。这些报纸，成了我枯燥的课本之外，丰富内心、开阔眼界的启蒙读物，从此，我跟父亲一样，喜欢看书看报的爱好，保持至今。

　　每天我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两个铝制饭盒打米蒸饭，为了跟其他人的饭盒以示区别，父亲用红色的油漆，在饭盒盖上工工整整地写上教工两个字。在父亲那个狭小的寝室打好米，再削上几根红薯一起盛上（这是对大米不够的补充，跟营养无关。小时候我吃玉米、红薯之多，基本到了望而生厌的地步，所以，如果现在有人还有人说，要多吃红薯玉米，说什么抗癌、什么营养丰富，我都嗤之以鼻），淘洗好，跟所有学生一道放在那个可以蒸熟六七百个饭盒的巨大的水泥砌成的蒸饭笼里，蒸笼是工友铲煤助燃的，巨大炉灶烈焰熊熊。

　　那时候学校安排教工专门为在校做饭，早上馒头稀饭、中午两三个大盆炒菜，晚上大锅面条，按材料成本价结算。中午素菜2毛一勺，荤菜5毛一勺，拿再小的碗盛也是小小半碗。全家收入来源就只有父亲的工资，经济依然不宽裕。中午我跟父亲、二哥三人将两个蒸饭盒里的各匀一部分出来，每人端着一碗，就着母亲做的萝卜咸菜或者父亲从食堂买回的一份蔬菜下饭。食堂大盆子盛着的辣椒木耳炒肉，简直让我望眼欲穿，偶尔父亲买了一份回来，郑重地放在书桌上。父亲坐在藤椅上，我和二哥站在书桌边，各自夹一筷子菜放到饭盒，要下好几口饭。父亲肯定是夹得最少得那个，最后汤汁也叫我们拌在饭里。对于我来说，这种午餐不啻于一场家庭盛宴。

　　放学了，如果学校有会议、教研活动，父亲一般不回家。我和二哥轮着背着背篓走向回家的路，你别以为背篓里背的全是书本，除了必须带回家的家庭作业，我们的课本都放在父亲寝室里。“吃一堑长一智”，此时父亲已经明白了同校刘老师养猪的秘诀，也提前放一个塑料盆在自己任教的教室里，每天饭点一过，就叫我收集班上的学生的剩饭菜，晚上放在背篓里背回去。同行的同学们放学背着书包，我却背着猪潲，这算不算最早的勤工俭学学生？

　　父亲除了课堂上授课，平时也是在寝室、在家里，利用一切空隙，教育着刚入中学的我，他最乐此不疲地从古文中拿出句子来解析人生的道理，自己也从中增加见识和启发。教育我们要从小努力，叫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叫我们从小要吃苦，要先苦后甜，便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便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要我们多读多记，他会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要我们多向别人看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教育我们辩证看待问题，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父亲对我教育得最多的，就是要做老实人、做老实事。那时候市场经济已经开始，小商小贩、小摊小店、江湖郎中不断涌现，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关系后门也时有所闻，经常听闻老实人受欺负的例子，但父亲坚持说，老实人吃亏是暂时的，长久来看，老实人不会吃亏。他的这些教诲，我当时听得耳朵生老茧，我二哥一度很不耐烦，有时候听着听着就装着有事独自走掉了，父亲骂一句“小人穷斯滥矣”，也就不了了之，我对二哥的勇气和胆量十分佩服。

　　不过这些东西听多了，也增长了我的古文见识，我至今仍然喜欢看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杂论，而且不需要翻译，大都能看得懂，这也算是父亲给我的意外收获吧。父亲趁毕业班学生照毕业照的机会，叫上我和二哥照了一张合照，一直保存至今。父亲端坐在藤椅上，一左一右站着我跟二哥，父亲手里拿着一本杂志，貌似在教导我们学习，我是毕恭毕敬、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本书，二哥一手随意地插在裤兜里，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后来每每父亲翻到这张照片，都会后知后觉地说我跟二哥成绩的高下、升学的逆差，不是偶然形成的。

　　虽然父亲责打我们的时候少了很多，相对于父亲威严和我的胆小谨慎，我很羡慕同样是教师子女的某个同学，竟然可以攀着自己父亲的肩膀在阶沿上边走边聊天。“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严父出孝子，严师出高徒，父亲牢记着古训，对于我便有了双重责任。真正能够平等友好相处、攀着他的肩、牵着他的手，那已经是40年后，父亲已经是一个80多岁、耳聋眼花、行走不便的老人，他毫不拒绝地让我牵着他的手，过马路、上台阶，进医院、上厕所。

　　记忆中，初中阶段唯一一次跟父亲平等交流，是两年后在学校里的内操场，学校组织在校生，看中央台的《西游记》首播（那是我们全乡唯一的彩色电视机，后来不久被盗，案子至今未破），大开眼界的腾云驾雾、万千变化、妖魔鬼怪，让我跟父亲看完后都惊喜激动不已，看完回宿舍睡觉，躺在窄窄的单人床上，开始平身第一次短暂而欢快的对精彩剧情的讨论。

　　我的初中阶段，开局如此完美，我以为父亲会像上届那样，一直教我到初中毕业，按照我当时努力程度，是不是也可以像大哥一样幸运。父亲也以为能通过言传身教、亲自辅导，将我和二哥培养成材，于公于私，对他都是莫大的收获。老家俗话“算路不从算路来”，没想到的是，仅仅一学期之后，父亲患病了，而且患得不轻。

　　

先见先明

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早在父亲学校寝室前的合照，居中父亲，左侧我的二哥，右侧是我。照片已经斑驳腐蚀不堪，时光一晃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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