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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叙：那一年，母亲经常生病，浑身难受，大汗淋漓，早上爬起不来，在床上大声呻吟，然后叫我去乡上学校找父亲。我既为母亲担心难过，又害怕严肃的父亲。忐忑不安地走了5里路来到父亲任教的乡中学，先到他背靠学校公共厕所那间不到六平米的寝室，靠近木窗户一张木板搭成的办公桌上，堆放着饭盒、书本教案、粉笔盒、墨水瓶，还有一大摞未批改的学生作业；桌前一把老旧的藤椅，后面就是一张挂着蚊帐、不足一米宽的小木床；左边靠墙一个跟随父亲多年调动辗转的小木箱，右边靠墙一个木头三角洗脸架上摆着一个锈迹斑斑的脸盆。简陋狭窄的房间，如果站两、三个大人，转身都比较困难。
寝室通常虚掩着，一般都没有人—父亲正在教室上课，他那时是初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怯生生地在教室门口晃了晃，父亲看到我了，走出教室，到门口问我有什么事？我告诉他母亲生病了，让我来找他。他让我寝室等着，下课后，他默默地带着我来到离学校500米的中药铺，买好一付药，让我马上带回去给母亲熬。那段时间，我所学的鲁迅《三味书屋里》，为了给父亲治病，小时候的鲁迅经常被使唤着跑药铺当铺经历和心情，和我那时一模一样。好在母亲的病不算不治之症（我现在知道应该是更年期综合征），而且尽管父亲依然一脸严肃，但他从来没有因为我经常去学校找他，给他添麻烦，埋怨过母亲、责骂过我。
也不是每次来父亲的学校都心情郁闷。那年正好流行电视连续剧《霍元甲》，这部剧受到狂热追捧，一到播出时间，几乎人人都挤在电视机前。乡政府和乡中学是全乡唯一通电的区域，尽管电力时断时续，但每周两次播出这个连续剧的黄金时段，基本能够保证供电。学校领导为了创收，大胆拍板，买了整个谭受乡第一台电视机—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把它放在学校内操场西侧的办公室窗台上，下面提前摆好教室里的长条板凳，这就是观影座位。学校安排值班老师各自提前吃过晚饭，五六点就开始清场关门卖票，五分钱一张，到了晚八点播出时间，准时开门检票入场，来看电视的学校周边的乡亲们人山人海，把学校大门挤得水泄不通。
可就算是这五分钱，乡亲们也不是说拿就能拿出的，于是，我跟着村子里几个爱热闹的大哥哥大姐姐，其中包括亲大姐和对面山下的毛哑巴，为了省钱逃票，下午四五点就早早出发，在学校关门清场前，悄悄埋伏在父亲的寝室里，木床、藤椅、柜子上坐满了人。父亲充当“窝藏贩”，牢牢关上门，叮嘱我们不要出声，然后装着若无其事，跟其他老师在外面忙着卖票、守门，等到天色黑尽，大门开始检票放人，父亲确认无人盯梢，才悄悄回到寝室，让我们赶紧出去找座位观影。
14寸的黑白电视机前，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头，屏幕小、颜色单调也就算了，关键那时候电视传输不是有线的，全靠屋顶高高竹竿上绑起的简易天线接受信号，一个老师不断地调整天线角度和方位，图像和声音也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但所有的观众没有一个有怨言，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满足感和获得感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既然买了门票，《霍元甲》两集播完了，大家也不会离开，直到新闻、天气预报、广告全部放完，十点多钟，电视主持人郑重地说“晚安”了，大家还一步三回头，看着电视屏幕上雪花点点，依依不舍地离开校园。
至于我们这几个逃票的乡亲，那种幸福感更是无与伦比。打着手电、举着火把结伴回家的那半小时碎石公路上，议论剧情与人物、哼唱《万里长城永不倒》、学着霍元甲来个迷踪拳、取笑谁闷在寝室里大气不敢出，差点窒息，一路嘻嘻哈哈，欢声笑语。我清楚地知道，这种独一份的快乐是父亲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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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先见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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