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亲（连载）

先见先明

     我的父亲，今年已经90高龄，尽管年老体衰、病魔附体，生活尚能自理。他既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初中班主任老师，还是我的中江师范学校老校友——尽管毕业的跨度长达三十多年。10年前，他80大寿，我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礼物送给他，便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我的我的父亲》，点滴记录小时候我对他的畏惧崇拜，青年时对他的不服与叛逆，中年时对他的理解与感恩，今天的他，已经进入风烛残年，疾病缠身，我更对他更多的是想念、担心与同情。
    在人的成长阶段中，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力量源泉、精神领袖，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尽管这种爱常常被误以为是严厉、粗暴、冷言寡语。但当我们长大后也成为父亲，才知道父亲这个词语的厚重，才知道父爱如山的含义。
     我和我的父亲都是平凡的人，没有高不可攀的权力和令人称羡的荣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和可歌可泣的事迹，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平凡人构建的，都是靠真爱凝固成的，都是一代一代人的奋斗才越来越美好的。
   仅以此文，献给全天下所有的父亲。

先见先明

             这是父与子跨越四十年的对话，也是两个草根男人的奋斗历程，这是一个平凡家庭的成长轨迹，也是中国社会八十年的发展缩影，这更是一个游子的心声。
     树高千尺  根不能忘  鹏飞万里  犹有尽头  
     时光如河  奔流不回  人生如梦  悲欢难测
     当您老迈  我亦不惑  拙笔淡墨  重回往昔
      回味甘苦 感叹命运  缅怀青春  追忆故人
      养育之恩 反哺之义  无惧前路 相携而行

先见先明

引  言
     他身高1.70米出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平均身高还只有1.62米的四川人中，明显鹤立鸡群。他几十年来保持着65公斤左右的体重，肩宽体阔、不胖不瘦、身材匀称，偶尔闲聊起自己身材，他的言语里很是自豪。
     他国字脸，额头宽阔、浓眉大眼、鼻梁挺拔、耳垂饱满、满头银华、皮肤白皙、气质儒雅。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划入美男子行列的，乃至退休后，看他那身形、气质，陌生人还以为他是级别不低的离休干部。
     他雷厉风行、做事果断、同情弱小、不卑不亢。他勤劳俭朴、乐观幽默、心忧天下、嫉恶如仇。
     他是老师，毕业于正规师范学院，站过35年的三尺讲台，辗转过5、6所乡村小学，教过上千名学生，桃李满枝。
     他是农民，因为娶了个农村妻子，放假回家，耕耘灌溉、播种收割、肩扛手提、上坡下坎，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力。
     他是业余书画家，跟人画过新房正梁和婚礼的花床，帮乡亲写春联，在正月里做过精巧的元宵花灯。
     他又是民间演奏家，二胡、笛子、箫、风琴，他都会像模像样地演奏几段。
     他喜欢唱，京剧、川剧、革命歌曲，兴趣来了会高歌一曲，退休前是学校的文娱积极分子，退休后也是老年业余演唱队的主力。
     他是演员，小时候经常看他在学校文娱演出中，担任主角，表演魔术、演奏乐器、表演小品 。也有画一个大花脸扮成小丑，在台上连说带唱蹦蹦跳跳，逗得台下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一片。
     他又是虔诚的佛教徒，晚年更深受母亲的影响，常到远近周边大小寺庙参观朝拜，平时在家抄诵佛经，摘抄佛语，乐此不疲。
      他好静，看书写字，可以一坐半天；他好动，逛街赶集，旅游远足。
      他喜欢动物，喜欢小狗小猫，喂食抚弄，怡然自乐，甚至毫不介意与小猫同寝。
      他喜欢孩子，逗乐嬉戏，乐此不疲，但又对那些娇惯耍泼的小孩鄙视嘲笑、怒气冲冲。
      他生在农村，熟悉五谷杂粮、农活农具，却又重视衣冠、贪恋美景，向往城市的热闹与繁华。
      他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充满矛盾与个性的男人。虽说不上崇高，但他内心是追求真善美的人。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没有可歌可泣的壮举，但也绝对不是思想浅薄、平常平庸、逆来顺受的平常人。他的敢怒敢言、不平则鸣曾遭到学校领导的痛恨；他的不谙人情世故、节俭抠门也让他缺朋少友；他鄙视溜须拍马、左右逢迎也让他失去升迁机会；他的性格急躁、凶恶暴烈也曾让家人恐惧；他骨子里的顽皮与搞笑也有损师道尊严；他毫无心机、简单单纯得会轻易受骗上当。但了解他的人，谁也不会怀疑他的道德和人品，至于我，更不能说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家长和值得尊重的父亲。
     我的父亲今年90岁了，在四川老家，已经算高寿了，一切有赖于他开朗的性格、多样的爱好、好动的习惯。但毕竟岁月不饶人，尽管生活尚能自理，但一切因为老迈带来的疾病开始如影随形、反复发生。
     我18年前真正离开故乡，那时候我已经24岁，身体和心智已经成熟，父母的抚养、培养，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础。离家千里，聚少离多，我在外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父亲退休后，不甘于无所事事、清闲无聊，在村口开过几年的小卖部，既有事可干，还可以挣点钱补贴家用。6、7年后，喜欢热闹的他又跟母亲搬到县城居住，跟三五老友常常县城周边游山玩水，河滨公园打牌，家里看书写字，打发时间，母亲照顾着他同时料理家务。那时候听力下降厉害，我跟他在长途电话里无论怎么大声嘶吼，都只会听到他在话筒那边失落无奈的嘟哝一句，“听不到”。所以，但凡他给我写封信，我也会给他回上一封，告诉我的近况。父亲在信里除了对我的关心外，无一例外，对我进行几十年如一日的人生观教育。父亲因为家庭出生，一直未能入党，退休后又受到母亲影响，以佛门居士自居。但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坦坦荡荡的胸襟，教书育人的付出，养家糊口的辛苦，几十年如一日，身边的亲人和同事，是有感念的。
     只所以不想用《回忆我的父亲》这个标题，因为他还健在，我也不希望他在我的生命中变成永远的回忆—尽管这天迟早会来。我写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原因，是希望他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他在我心中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让他真切地感受到我对他的牵挂和思念。
    在这篇回忆文章里，在我记事之前的场景、故事描述，大都是从小听父亲或者身边亲人闲聊讲述的，快50年了，内容的准确性、真实性很难考证，我只希望这篇文章的初稿给父亲看到后，也能给我修改指正，让他更接近客观真实。
    父亲90年的人生，说不上波澜壮阔，但也算跌宕起伏。经历过小时候地主家庭由盛而衰的没落，幼年失父的孤苦，离家求学的艰难。听闻过四川军阀混战、日本人的重庆轰炸及国共内战，看到过解放后的三反五反，挺过了57年的四川大饥荒，亲身参于刘少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以臭老九的身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因为娶了一个农村姑娘，他又经历人民公社、包产到户，而后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也亲历几次巨大的病痛折磨、家庭变故。他80年的人生丰富经历，足够写一本厚厚的自传。我曾经在几年前希望他抽空写篇自己的回忆录，他答应了我，写下了大约上万字的人生回忆。但父亲毕竟是传统内敛的人，很多感想、心情，他都没能表述。我这篇文章，也算是对他回忆录的补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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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屋 记忆
     父亲的老家在四川中江县永丰乡的新开寺杨柳村，位于四川盆地龙泉山脉东侧的浅丘陵地带，正好是成都平原向重庆山地过度，距离成都不到100公里，重庆不到200公里。从生活习惯上更像成都人，喜欢麻辣酸甜、休闲懒散，从性格上习惯更像重庆人，脾气火爆嗓门大，袍哥性格，好打抱不平。新开寺是老家对面山坡上的一座远近闻名大庙，这也是老家地名的由来。明末清初，张献忠农民军与大清军队在四川的多次交战，死伤无数，饿殍遍野，十室九空。后来满清政府推行大规模移民计划，四川人大底都是两湖两广强制移民过来的，号称“湖广填四川”，四川人上厕所一直叫“解手”，就是长途捆绑押送中流传下来的。我们祖上大约是公元1700年前后是从湖北孝感移民过来的（而根据老家残存的家谱记载，我的母亲，祖上300多年前是广东梅州市平远县热水乡热水村人氏），最先到达的地方就是四川中江新开寺，据父亲说，目前祖屋里还保存着祖上拖家带口移民过来的箩筐扁担。根据辈分，到我爷爷这辈大约是第15代了。
    父亲出生在1936年的农历三月，中华民国24年，省主席是四川军阀田颂尧。因为是永字辈，爷爷唐元进跟他取名唐永宽，宽应该是宽广宏大的意义吧（当然后来也有学校好事的同事开玩笑叫他唐永窄，他也只能报以苦笑）。正是早春时节，麦苗青青，油菜茁壮，乍寒还暖。1930年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军阀割据、天灾人祸频繁、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连年不断。父亲老家对面有条弯弯的河流，紧靠河边的山崖下有个可容纳十几个人藏身的山洞，长年有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叫花子”在哪里躲风避雨，安营扎寨。直到有一天，狂风暴雨，山崖倒坍，直接砸死好些个乞丐，那也是“叫花岩”的来历，也可见当时百姓生活的艰难。外面的世界兵荒马乱，刘文辉、刘湘叔侄混战正酣，日本人已经在东山省挑起战乱，江西的共产党军队正在长征，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正在四川的汉源与川军激战。但因为父亲老家的闭塞，这些东西跟那个小山村的好像无关，除了偶尔村口石板大道上经过的高头大马、八抬大轿的达官显贵、衣衫不整的散兵游勇，接触得最多，不过也是当地耀武扬威的保长甲长之类。贫瘠的乡村，干涸的田野，稀稀拉拉的村落，偶尔的鸡鸣犬吠。老家尽管萧瑟，倒也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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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体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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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传奇

       按照本族先祖传下的辈分，爷爷应该是第十辈，老谱是这样排的，举世登忠正，启国朝大元，永怀梦泽克，我的爷爷名叫唐元进，兄弟二人，一个弟弟叫唐元庆，老早就各立门户。父亲出生的时候，爷爷靠着在土地上勤扒苦挣，已经小有产业。在山村竹林池塘深处，背靠一个晒制井盐的水泥平坝小山坡，修建了上十间土墙茅房、牛棚，拥有三十亩良田和大片山林，家里还雇了长工、看牛匠，甚至有打杂的丫头。这个名叫刘素珍的丫头在前任奶奶35岁去世之后，就成为了我的奶奶。她为爷爷生了5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老大，然后4个弟弟，我的父亲是最小的一个。那时候爷爷已经60岁，脾气性格变得柔和，加上老来得子，自然十分疼爱父亲。黄荆条子出好人（黄荆是我们那里山上的灌木，一般折下来作为长辈责打晚辈的工具）也是四川老家一句颠簸不灭的古训，幼时的父亲尽管贪玩、调皮捣蛋，但据他回忆，爷爷也从没打过他。就像中国过去所有传统家庭一样，爷爷也会经常跟年幼的父亲讲仁义礼智信的道理，大到对长辈恭顺礼仪、克勤克俭、安分守己、耕读传家的传统，小到站立、走路的姿态、吃饭的礼仪。比如：不能咂舌，不能发出声音，夹菜只能夹自家前方，而且不能翻动挑拣，每轮如果没有长辈动筷，无论再饿，小辈只能安静地坐着等，要求自是十分严格。爷爷是个严谨传统、生活节俭、也喜欢凑热闹的人。父亲出生后爷爷也已经基本失去了干重活的能力，除了在家里干点摘棉花、竹编等手工活，除此之外就是赶场（集）、逛庙会。他很喜欢到镇上、庙会上看川剧，而且经常带着3、4岁父亲。父亲是看不懂川剧的内容的，但看到木戏楼上奇形怪状的脸谱、花花绿绿的戏服、咚咚锵锵的鼓乐、上蹿下跳的表演，还是觉得十分过瘾(这点显然我也受到了遗传，记得我5、6岁的时候也很喜欢跟着大人去镇上城隍庙里看川剧，内容基本也是看不懂的，但凡是一员武将出场前，总会从幕后两侧走出几个威风凛凛手持长矛或者大刀的卫士，绣花头巾、武生装扮、脚穿高帮黑靴，气宇轩昂地站在舞台的两侧，他们都大不了我几岁，基本就是10岁左右的男孩，加上还有那么多浓妆艳抹、貌若天仙的女演员陪伴，啊，我多么渴望马上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爷爷还绘声绘色地跟父亲讲起过自己在院落后山坳里黄昏遇鬼的情节，白发白衣、青面獠牙、披头散发、阴森恐怖。不知道是爷爷故意吓他还是亲身经历，父亲听后害怕极了，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出门，以至于从不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有点不应该，但是我认为这是因为对爷爷的盲目崇拜，所以不敢怀疑），并从此引申到鬼是存在的，只是鬼怕阳气太重的人，所以一般人看不到，而且安慰幼小的我们说鬼也有原则，不会伤害善良的人，也叫‘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吧。

      那时候，因为家里人口众多，爷爷跟前妻所生的5个儿子分了家，自己跟后妻和后妻的几个孩子生活，并将管家的权利交给了大伯父。前面几个儿子成家独立门户后，仗着年轻气盛、身强体壮，在分田分土、分粮分屋中，巧取豪夺，对爷爷奶奶多有不恭。爷爷忍耐不住时，便在田间地头，一边吸着长长的旱烟管，一边大声辱骂诅咒。回家看到乖巧懂事的小儿子，便转怒为喜，叮嘱父亲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才能出人头地，口口声声说些对父亲未来祝福的话，以示对几个不孝子的区别。父亲后来也教育我们，并警告说，大凡遭长辈诅咒的儿女晚景都不好，长辈喜欢的一般都命运不错，纵观父亲的人生经历，貌似有理。百善孝为先，一个对父母和长辈不恭不敬的人，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志向和前途。

      在父亲的眼里，爷爷没读过多少书，但也是个传奇人物。他除了劳作，还会阴阳八卦、预测吉凶。除了准确预测不肖之子的未来外（其中一个前妻生的儿子40年后成了乞丐，路过我家门口乞讨，向旁人打听到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家，竟然绕道羞愧而去），还在除夕那天，在老家堂屋祭祀祖先的神龛前，因为我刚6岁的三伯父，跟几个小伙伴奔跑疯玩，一不小心，打碎了夹在长袍下的烘笼。爷爷以悲哀而肯定地语气说，过年打碎东西，他一定活不长了！一语成谶吗，就在当年，三伯父真的生病死掉了，到底是吓死了还是真是因病而死，我不得而知。但我自小的时候，一到过年，在搬弄碗筷、瓶瓶罐罐的时候，父亲总是面色严肃对我们连吓带哄、千叮万嘱，小心小心再小心！有一年过年，二哥因为过于紧张，一个碗掉地上“啪”的一声破了，我们兄妹几个大惊失色，呆若木鸡，父亲面色凝重，但什么也没说。二哥后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也许今后面对这种场景，大喊一声岁岁(碎碎)平安！即可以化解吧。

    爷爷60岁之后就掐着指头、占卦画符给自己算好了命，确信自己年岁出不了七，即满不了71岁，并提前在老屋的后山坡上选好墓地，大兴土木修好了棺椁。大家对爷爷预知的死期是半信半疑的。当年的大年初一，按照当时的风俗，守岁结束，凌晨2、3点爷爷照例提着灯笼带着父亲去大院外的村道上出行（就是送鬼神的意思）。父亲看到爷爷颤颤巍巍的点好香烛弯腰在泥地上插好，刚准备恭恭敬敬作揖，对面山沟里刘家院子的一条狗竟然大声哀嚎起来，我们那里对这种拖长声调呜咽般的狗叫称作哭丧，是很不吉利的征兆。爷爷更加确信自己死期将至，当着父亲的面，在凛冽的寒风雾气中，长长悠悠地叹了口气。

     70生日当天，家里来了不少亲朋庆贺，爷爷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削瘦土黄色的脸，发白的山羊须，迎来送往，却是满面愁容。下午亲朋散去，在全家人的担心中，竟然当夜无事。第二天早饭，爷爷照例拉着已经10岁的父亲坐到自己身边，（那时候，父亲除了帮家里放牛，已经在对面的私塾学堂上学，学的是《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奶奶端上一碗家常豆腐，爷爷夹起一块，抖抖索索地放到已经缺掉好几个牙齿的嘴里，慢慢咀嚼着。突然，他“啊”的大叫一声，筷子一扔，直接从座位上往后仰倒。众人自是手忙脚乱，把他扶住，以为是喉咙被豆腐卡住，用筷子撬开嘴唇，想直接用手取出异物，却发现喉咙处什么都没有。然后，就看到他四肢瘫软，眼神紧闭，慢慢地滑了下去，等到乡村郎中急匆匆赶到，他早已停止了呼吸。

      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父亲亲眼所见，尽管死亡时间只相隔了一天，但仍然证明了爷爷的神奇。照我现在的考证，其实爷爷应该是脑溢血突发而死，并非鬼魂附体被豆腐咦死，只是在时间过于巧合。

    一家人呼天抢地，没想到办完喜事马上又开始办丧事，感叹红喜跟白喜的转换太快。更神奇的事情还在后面，爷爷死在1945年的5月初5，正好躲过了老家1951年解放后对地主的清算，所有暴风骤雨都落在家族的继承人—父亲同父同母的大哥-我的大伯伯身上。之前家里的长工，租过田土、借过他高利贷的乡亲反戈一击，多次抄家、游乡批斗、审讯毒打，以致重病缠身，下半辈子一直在床上度过，但爷爷最终也在劫难逃。解放后1952年马上进行的土地改革、改田改土，家族的田土，乃至值钱的家具器物都充公分配出去了，爷爷墓上那些雕刻精美、光滑巨大的石碑、墓石也被当地新建水库大坝征用，在家人孤苦无助的眼神中，在一批翻身得解放的穷苦人的狂热行动下，墓地被挖开，石头被拖走。当棺椁上面那块巨大的盖板掀开，撬开厚厚的棺材板，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爷爷死去多年，揭开盖在身上的丝绸被面，尸身竟然不臭不腐，神态安详，栩栩如生。当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越是生前熟识爷爷的人越是手脚无措。

      但是，很快，裸露在空气中的尸身，突然像朽木一样，皮肤、毛发、肌肉开始萎缩、腐化、脱落，颜色也从自然的土黄变暗变紫，很快就干枯腐朽了。最终，尸身被扔到一边，墓室被撬得七零八落。大伯母在众人散去才敢悄悄用一床破竹席包裹着尸骨殘骸，找一个偏僻的沟渠附近挖个浅坑草草葬了。不久后，新葬的地方因为山洪暴发被冲毁，爷爷也就尸骨无存。所以，后来我们清明、正月去祭拜祖先，爷爷的墓地无处可寻，只在一片田野里，青青的麦苗中，依稀仿佛找到首次安葬的墓地位置，几根香烛、几把纸钱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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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真意切。

先见先明

       童年    解放

      爷爷死后，父亲的大姐已经远嫁，很可惜，不久就因为难产而死。（留下的唯一一个儿子，60多年后来寻亲，他的舅舅—我的父亲，是他母亲家族唯一健在的亲人，两人都已经年过七旬，舅舅外甥相见，相对唏嘘不已）已经结婚成家的大伯唐永前成了一家之主，肩负起赡养母亲、抚养弟弟的重任。好在他身材高大、浑身力气，也是个干活的好手。父亲因为天资聪颖，大哥大嫂也没有放弃他的求学，竭力想培养兄弟间唯一的一个读书人。为了维持生计，几个伯伯田野耕种，几个伯母在家纺纱织线。在那个小山村里，因为勤劳与节省，日子还勉强能过去。每年的稻田棉花的收入，除了自用，卖的钱还可以借给其他乡邻，到期后，可以收取可观的利息。这在大伯父眼里看来你情我愿、天经地义的事，没想到几年后成了地主阶级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童年父亲难忘的事，还有就是抓壮丁。按照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传统，家里必须抽调一人充军，参加与所谓共匪的决战。得到抓丁消息，大伯提前几天躲到已经出嫁到卢家的大奶奶所生的姐姐家去了。那是个冬天的上午，大雾笼罩，父亲在院子后面的大古坟堆上，带了点干玉米粒在烘笼里爆玉米花吃，突然，“砰”，听到山边尖锐的枪声想起，吓得他胆战心惊。然后听到有人兴奋的大喊，“逮到了，逮到了！”是的，乡丁抓住了我的14、5岁二伯父唐永太，用铁链将这个吓得瑟瑟发抖的男孩五花大绑押解到乡公所。但让他们大失所望的事，这孩子不仅年幼，而且高度差得太远，显然不合格，加上大伯父立即花钱雇了另一个壮丁充数，二伯父关了几天终于放掉了。在国民党已经开始大溃败的时候去当兵，结局可想而知，家里总算躲过一个劫难（四川有部很有名的老电影《抓壮丁》，笑中带泪，对这种状况有生动的描述）。至于带队抓人的伪大队长田子龙，因为有一定文化，之后还在谭受中学短暂教过一段书，解放后面临历史清算的时候，大白天在自己宿舍割腕自杀身亡，献血溅了一地。      

      那是1950年前后，北京开国大典的消息还没传到乡村，刘邓大军为主力开始挺进大西南，守备西南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节节败退。乡亲们看着大批车马辎重和垂头丧气的士兵撤离成都路过家乡，贺龙领导的18兵团一部逼近我家乡所在的县。再后来，县城解放，开始剿灭地方武装。父亲还亲耳听到仓山镇旁火焰山上地方团练、地主武装与号称土八路的十几个解放军混战的呐喊和枪声。当然，国民党大势已去，乌合之众怎能抵挡正规部队，家乡解放了。可这个一直被国民政府把持的西南大后方，一个没有共产党军队根据地，甚至很少有地下党活动的乡村，老百姓并没有表现出狂热的激动与欣喜。但他们知道，改造换代了，共产党号召穷苦人当家作主，总归之前有钱有权有势的人要遭殃了。

       那时候父亲正在离家5、6里路的水观音小学读三年级。水观音是个临河的古镇（现在叫智水乡），在这里有座莲花池里的灵验的观音菩萨像而得名，父亲经常陪着我的奶奶来烧香拜佛。奶奶是个淳朴老实的农村小脚妇女，相夫教子、与世无争，除了平时在家里操持家务、纺纱织线，最大的兴趣，就是每月的初一与十五，带着父亲去周边的庙里烧香拜佛、磕头作揖。那时候的水观音香火鼎盛，也是父亲和奶奶的常来之处，只是后来这一切都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中无情毁灭了。河上有厚重宽大的石板桥，桥头一棵上百年历史的四五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榕树，蜿蜒铮亮的青石板街道，古朴林立的老街铺，更多是三三两两赶集的人。街上有身着绫罗绸缎的富庶人家，更多是一年四季盘着白色头巾（我们那里叫汗帕子）、蓝色土布、短衣罩裤、草鞋赤脚的赶集的乡民。男人大底还在腰间系上布绳，女人背着竹编的背篓，男人挑着竹筐，或者推着独轮车（我们那里叫做鸡公车）三三俩俩在古街上穿行。还有背着土枪，抬着洋炮的耀武扬威的乡丁，坐着滑竿的乡绅或者八抬大轿经过的达官显贵。镇上有一个很大的礼堂，父亲在里面第一次感受到庞大的轰隆隆的电影机器声，那部无声电影，可能是卓别林的喜剧《城市之光》，也可能是上海拍的《劳工之爱情》，这在父亲的心里，一直是磨灭不掉的童年记忆。我年幼的时候，去父亲的老家玩，这个镇上也是必须要去的。弯弯曲曲水流清澈的大河，枝繁叶茂的大榕树，被踩得溜光铮亮的青石板，古老的石桥，一个接一个的各色临街店铺，此起彼伏的吆喝叫卖声，光着上身满头大汗喊着号子推着巨大撞木的榨油匠，还有缠着大人买跟棒棒糖、油条、麻花的神情，老街的空气中满是香气，每个人都淳朴中带着善意，几十年过去依然清晰。

       12岁的父亲穿着土布长衫，或者罩衣短裤，早出午回、午出晚归到水观音上学。夏天照例没鞋穿，走在滚烫的石板街上，感觉自己像热锅上的蚂蚁。冬天也有没鞋穿的时候，双脚冻得像红萝卜，麻木得已经感觉不到石子磕脚的疼痛。尽管条件这么苦，父亲却风雨无阻，从没缺课，学习成绩长期是班级前列，还比选为学习委员。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允许跳级，父亲没经过5年级就直接升入了6年级。

接着土改开始了，镇压地主、富农、反革命的活动轰轰烈烈，老家终于不平静了。土八路来到了智水，逮捕了之前那些个远近闻名、势力极大的乡绅和大地主，没收财产，公开审批，立即枪决。处决的时候，年幼的父亲因为好奇，还亲自到现场，挤进人山人海的队伍。他看到要处决的人，都五花大绑，后领上插着一大块带红叉的标牌，整齐一排，跪在河滩上。每人后面三个人，一个持长枪，左右两个拉住捆在犯人身上的长绳，防止其因为害怕而摊倒，一声令下，中间的刽子手上前用长枪抵住犯人的后脑，“蹦”的一声，犯人马上头一歪，后面的赶紧放下绳子，犯人直挺挺倒在前方的浅滩上。鲜血喷涌，脑浆崩裂，看热闹的黑压压人群，不由得发出啧啧的赞叹，以没有错过这场盛事深感荣幸。这种场景，父亲回到家也免不了绘声绘色地描述，大伯伯大伯母都默然地听着，正准备大兴土木，重新修房造屋的他们脸色阴沉，有种不祥的预感。

       直到不久后的一天，大伯突然发现以前家里低声下气的佃农、长工，突然变得桀骜不驯，他才感觉到，要变天了。他这时候唯一保全家里人办法，就是分割家财，分散家庭。二伯父甚至带着奶奶搬到了远隔几十里外的以前买下的几亩田地修房造屋，自立门户。那时候父亲已经升上了初中，在离家30里地的仓山镇上中学，基本一两周才能回家一趟来背些大米红薯。因为未成年，他只分到20个小钱和之前积攒下来的20多个铜元，没地方安放，便把他们装在竹篓里挂在高高的屋梁上，当然，后来这些东西理所当然不知所踪。还有遣散长工、烧毁欠条、藏匿钱财，但这些，都无法改变解放后的1954年，土地改革，穷人翻身做主人，富人面临残酷清算的命运。

       因为爷爷以及大伯父积累下来的几十亩田地，加上家里请长工短工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大伯将家庭结余下来的钱财按照约定利息借给乡邻，也就是放高利贷，这就是地主阶级剥削穷苦人的铁证，首当其冲，划为地主分子，成了重点批斗的对象。群众大会批斗揭发、抄家，强迫交出钱财，挂着牌子簇拥着游街，呵斥怒骂、拳打脚踢，阶级斗争的残暴与无情，这是一辈子性格强悍、敢做敢为的大伯父也无法料想的。他的不屈不挠、死不低头的性格也更被扣上了顽固地主的头衔，关押与毒打变本加厉。

      有一天父亲正在仓山中学上学，一个好心的赶集的乡亲急匆匆带信来，说他的大哥快被打死了，让他赶紧回家去见一面。父亲忙不迭地怀揣忐忑不安的心小跑回到老家，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他的大哥是被人从村里批斗现场抬回来的，脸上、身上到处是血，躺在床上大声呻吟，动弹不得，破碎的衣服下，体无完肤。所谓长兄如父，爷爷病故后，一家老小上十口人全靠大伯父支撑维持着，父亲的书学费、生活费都是大伯从牙缝里省下来给的，看到自己一直敬畏的大哥，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我的父亲站在床前，默默无语，眼泪却刷刷地流个不停。

年少幼稚的父亲跟着已经搬离老家自谋生路，被幸运划为中农成分的二伯父唐永太（那时候的成分划分依次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很明显，成分越低越是无产阶级，之前越被乡里不耻的家徒四壁、游手好闲、好吃懒住的穷光蛋，恰恰就是领导阶级），鼓足勇气找到永丰乡政府，希望乡里能给毒打大伯父的事情一个说法。但乡里干部对他们的求情嗤之以鼻，毫不理会，认为对顽固分子本就不该同情，还警告他们立即划清与大伯父的界限。父亲怀着悲痛、沮丧、担心、无助的心情回到学校，满脑子都是自己大哥的惨景以及未知的命运，一度静不下心来专注学习。

      1957年，初中毕业，全校毕业的330个学生，考上高中的不足十分之一，情绪波动太大、成绩下滑的父亲，落榜了。父亲回到老家参加劳动，落榜失学的悲伤，饥寒落魄的家庭，被打击被排斥的命运，这就是20岁父亲所必须面对的一切。

      面对人生选择的父亲是接受命运、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做个农民，还是通过自己这么多年的所思所学，跟命运做勇敢的抗争？经过几晚夜不能寐的思索，他选择了后者。大伯父为了不连累父亲，影响弟弟的前途，彼此心造不宣地划清了界限。不交流、不安慰、不同情，甚至在外人面前还得表现对地主的义愤填膺。那时候，农村初中毕业生也算凤毛麟角，加上父亲已经表现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几年前还在屋后盐井帮人担盐水为生的大队曾书记指派父亲当了扫盲组长、宣传组长。白天除了搞好宣传、扫盲工作，就是跟社员下地干活（那时候已经成立人民公社，土地公有，同吃同劳动，干活评工分），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父亲更要竭力表现自己。晚上回家，他就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面看书，决心第二年再去应考，希望用知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解放初因为要兴办新式学校，需要大量的小学老师，在我们县城，成立了第一所最高学府的中专学校——四川省中江师范学校，校址就是在目前的实验中学。凡是报考这所学校的学生，进去管吃管住，毕业还包分配工作。家道已经日趋中落的父亲，为了能尽快自食其力，1958年秋季，就是他辍学回家一年后，通过村干部政治考验的父亲终于获准再去考试，而且幸运地考取了这所学校，那时候父亲22岁。

先见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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