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亲（连载）

先见先明

　　中考 上榜

　　初三那年，我感觉自己的潜能一下子彻底爆发了。我对待学习孜孜不倦，向老师请教问题乐此不疲。老师的赞许、同学的请教、佩服，让我的好胜心愈发强烈，心底的底气也愈发充足，解开每一门学科的难题，都是我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

　　终于迎来了毕业会考。那是六月的初夏时节，全区初三学子齐聚仓山中心学校参加考试。考期共两天，每日三场考试，上午一场、下午两场。考场纪律严明，考生严禁成群结队、交头接耳，禁止携带任何学习用品。监考老师、督查人员与安保人员遍布校园各个角落，我们凭借各自的考号分散落座在不同考室。整片考场氛围肃穆、戒备森严。寒窗苦读数载，这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考试，足以影响每一位学子的人生走向。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拼尽全力想要考出最佳成绩。

　　格外凑巧的是，我的考室恰好是我曾经就读尖子班的教室。经过一年多的蛰伏蓄力、卧薪尝胆，我终于回来了！这一次，我信心满满、底气十足，和往日的自己判若两人。前几场考试，我认真细致、沉着作答，全程顺畅无阻。最后一场是几何，这是我曾经最畏惧的学科。填空题、选择题轻松完成，面对最难的证明题，得益于平日里海量的题型积累，我稍加思索，便迅速理清了解题思路。

　　考完走出考场，我看见一群考生垂头丧气地围在一位胖乎乎的老师身边，七嘴八舌地请教一道无解的几何难题。我顺势上前，接过他们的话题，以云淡风轻、从容笃定的语气，说出了完整解题思路。这位老师，正是当初将我逐出尖子班的任课老师。他满脸狐疑地听完我无懈可击的解法后，满脸震惊、错愕不已。他定然认出了我，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从容解题的学生，竟是一年前几何只考三十多分、被他当众点名赶出尖子班的我！昔日被否定的我，如今远超他得意的门生，新旧境遇的反差格外鲜明。我满心畅快、扬眉吐气，那份昂首挺胸的自豪，至今记忆犹新。

　　会考结束，我满心欢喜地赶回家。父亲穿着白色背心，正与母亲在山坡上的玉米地里除草。我像凯旋的勇士，快步冲到他们身前。父亲放下锄头，急切地询问我的考试情况。我底气十足地告诉他，这次发挥很好，基础题都会作，高分疑难题目也暂未发现错题。父亲微笑着抹去脸上的汗水，眼中闪过一丝欣喜，却依旧带着几分半信半疑。一旁的母亲更是喜笑颜开，当即高声说道：“收工，回家！”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的预感终于得到印证。参与县里中考交叉阅卷的老师，结束封闭式评卷后，顺路路过我家，走进院里，将我和二哥的总成绩、初定录取分数线告知了焦急等候的父亲。总分520，除英语总分20分，我只得到8分（这个导致我眼睛近视、任课老师曾经是厨师的学科，一直不见起色，我后来干脆彻底放弃了），数理化都是满分100分。我的总分480分，二哥460分，当年中师录取分数线为470.1分，若无意外，我已上了录取线。

　　这天大的喜讯到来时，我并不在家。此时的我正心绪忐忑，在村上学校的操场看坝坝电影，没能亲眼见到父母得知喜讯时激动的模样。父母当即托现场的远房二舅舅——那位常以“猫鼠相处”比喻我和父亲关系的邻居，赶来向我报喜。二舅舅兴冲冲地冲进人头攒动的小学操场，在忽明忽暗的电影光影里找到了我，当着一众乡亲的面，高声喊道：“三娃子，成绩出来了，你考上中师了！”

　　那一刻，我真切体会到了《范进中举》里的心境。昔日旁人的调侃与轻视荡然无存，二舅舅满脸笑意，是发自内心的为我欢喜。周围的乡亲听闻消息，也掀起一阵小小的骚动，满是惊讶与羡慕，纷纷议论。我强压着心底翻涌的激动，电影是看不下去了，我得平静平静。我和小伙伴走出操场，掏出自己仅有的几毛钱零花钱，在村里得小卖部买了些糖果，和他一同分享胜利得喜悦。我终于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打破了所有质疑。那份满心的欣喜与滚烫的激动，时至今日，依旧记忆犹新。

　　那年的升学结果，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全班四十余名同学里，唯有我一人考上县城师范。就连当年得以留在镇上尖子班继续攻读的近十名乡里同学，分数也无一及我。仅有一男一女两名同学勉强过了委培线（比我的统招线大约低五分），还是需要缴纳八百元费用的师范委培生（当时的八百元相当于现在的八万元，对于农村家庭也是笔巨大的负担）。

　　回到家中，家里依旧沉浸在喜悦之中，唯独父亲格外冷静。他叮嘱我：“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只是口头消息，最终结果还要等镇上正式张榜公布。”父亲的谨慎并非多余。两年前，后院邻居家的孩子就曾遭遇乌龙：任课老师看错姓名误传喜讯，家中欢天喜地、杀鸡宰鸭庆祝，结果后来榜单公布发现是一场空，全家心情从天上掉到谷底，那两只正下蛋的鸡鸭也感觉死得太冤。当年升学竞争格外激烈，我又没经过复读生屡次三番久经沙场的考验，父亲心中始终存有顾虑，怕空欢喜一场，更怕落差击碎我脆弱的自尊心。

　　两天后，全区正式公布张榜公布上线名单。我早已反复核对分数，心中笃定无误我约上要好的同班同学，一大早就穿着雨鞋，踩着泥泞的小路，赶往仓山中心学校看榜。一年前，同样的雨季、同样的路途、同样的时节，心境却早已天差地别。学校大门前早已围满了看榜的人，一张硕大的红纸榜单张贴在大门侧边的砖墙上，毛笔书写的录取名单清晰醒目，全区仅有三四十名中专、中师考生成功上榜。我屏息凝神、逐行细看，在第三行，终于看到了我的名字！悬在心头的大石，终于稳稳落地。

　　此时的毛毛细雨如此温柔，温润的古镇如此美丽，周围的人如此眉眼亲切。我之前所有的压抑、屈辱、不甘都突然荡然无存。我终于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即将摆脱农村农民身份了，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首唐代孟郊的《登科后》，好像也是写给我的。兴奋之余，马上准备迎接下一个考验—师范学校现场面试。

　　

先见先明

当年中考卷示意图

先见先明

中考场景

先见先明

　　师范 面试

　　上了师范学校录取分数线，并不一定能高枕无忧，后面还有最后一关——体检+面试，体检要合格，面试有满分50的加分。面试实际成绩与之前笔试成绩相加为最终考试成绩，排名末尾百分之二三的学生，依然会被淘汰。

　　要是今天，大学录取过程也没这样繁琐严格，年轻读者一定难以置信，但在40年前的农业社会，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悬殊，升学是农村孩子拿到城镇户口、获得正式工作的唯一通道，竞争的激烈，门槛的严苛，几乎到了不通人性的地步。

　　举个例子。大家一定还记得我前文提过的那个孩子——是父亲十年前在水库村教书时同事的儿子，三岁那年，调皮无知，在家里翻找到爷爷当年开石矿剩下的几枚雷管，当成鞭炮握在手里引燃，瞬间炸飞右手三根指头。这个跟我同龄的男孩，童年劫后余生后，上学时却格外刻苦勤奋，他用左手流利地写字、演算、画图，右手藏于袖口中，长年处于隐蔽从属地位，如果不是熟悉的人，只会认为他是一个小脑发达的左撇子，绝对不会认为他身体有残疾。

　　年少的伤痛和磨难，让他立志将来要学医，悬壶济世，医治别人的伤残病痛，这份职业，对双手的配合度要求不高，也不需要精密的动手能力，于他也是个合理的选择。高中毕业时，他如愿考上了省内一所中医大学，简单仓促的入学面试也蒙混过关，并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小山村里出了大学生，那更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家里还大张旗鼓办了十几桌宴席庆祝。父亲作为他的小学、初中老师，作为他父亲的老同事，也被邀请在列，还即席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现场所有的亲朋好友、同学村邻都感叹老天有眼、人间有情，夸奖他身残志坚、绝处逢生。

　　他顺利踏入大学校园，可入学仅仅一个月，右手的残疾就被班主任老师在课堂上当场发现，任凭他的痛哭哀求、苦苦求情，班主任依然将情况反馈给了学校领导，最终校方做出了勒令他退学的决定。在那个年代，老师秉公办事、一视同仁，不会受到世人责难，可若是此事发生在今天呢？残疾人要取得正常人同等的成就不知道要多付出几倍艰辛，关心照顾残疾人已经成了社会共识、伦理风气。同样的分数，却得不到同等的机会，这是对残疾人、弱势群体的极度歧视，残忍而不公平，谁都可以申诉抗议。

　　退学归家后，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他也认定自己无论怎么努力，成绩多么出众，大学也不会为自己敞开大门。他心灰意冷，弃学回家，后来在镇上开了家电器修理小门店，凭着自己灵活的头脑和不灵活的双手，自食其力，度过充满遗憾和不甘的一生。

　　说回我的面试。师范学校录取的学生，只要成绩达到及格线，三年后都会自动成为人民教师，既然为人师表，除了“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容貌端正，多才多艺，也是优秀教师的加分项。这也是增加一个面试得分的初衷，外在形象、语言谈吐、思维能力、身体状况、爱好特长也在考察之列。

　　没有几天就要到师范学校面试，父亲相当重视，要我提前在家进行练习，唱歌识谱、毛笔字、素描水彩、普通话朗诵……好在大哥四年前就经历过这些全套考核，正好对我进行初步测试和培训。说实话，我自己倒没多少担心，在父亲和后来师范学校读书的大哥影响下，我的唱歌、画画、语言表达能力一定优于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我跟着收音机里新闻联播悼词播音员锻炼出来的普通话，比父亲的水平还高出一大截。至于身体，尽管长期营养不良，个子矮小瘦弱，一跑步就头晕，但因为长期干农活做家务，不至于弱不禁风，股股劲（爆发力）还是可以的。

　　父亲最担心的是我的视力。那个年代的农村，电视很少，没有手机、电子游戏，更别说现在流行的B站、抖音、短剧、小视频，不存在用眼过度，所以近视眼不足十分之一，戴眼镜不是知识渊博气质儒雅的象征，更多被人认为是一种无法掩饰的外观疾病。

　　面试如期而至。我和父亲提前一天，坐两个多小时的长途客车赶往县城，再步行半小时到了师范学校。那是我15年来第二次来到这所县城师范学校，上次是作为过客走马观花，这一次却是带着未来主人翁的身份。

　　话说一年前，作为对我的激励，父母让我一个人去县城迎接师范毕业回家的大哥，顺便开开眼界。刚进城区，透过车窗，繁华热闹的县城就把我震撼住了。大哥在偌大的长途汽车站接到我，抄近路一起穿过城镇与师范学校的田野，走进县城北郊的师范学校校门。刹那间，一个鲜活崭新的世界呈现在眼前：上千人的校园歌声琴声飞扬、人来人往、欢声笑语，时髦潇洒的哥哥姐姐成群结队，宽阔的校园、热闹的露天迪斯科晚会、几大脸盆盛菜首次喝啤酒的毕业会餐，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这就是我渴望融入的群体，不拼命努力，又怎么能踏进这个天地？这份憧憬成为我回家后更加发狠读书的动力。说实话，年少的我从未对人生、职业有清晰的规划，只认一个死理：只有拼命读书，才能摆脱贫困闭塞的农村，摆脱繁琐笨重的农活，摆脱被人轻视歧视的命运。只要成绩够好，一切都会有最好的安排。初三物理老师刘孝金为了激励我们，反复在课堂上讲一句话，尽管粗浅也是最好的注脚：你现在有钱吗？有权吗？能娶到好看老婆吗？都没有吧！怎么办？只有认真读书考上学！后来我多读了书，明白他说的话如果要文雅表达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

　　正是暑假时分，这所学校除了面试的学生和老师，格外冷清，与之前散步、唱歌、跳舞、演讲、弹琴、打球、跑步的喧嚣热闹形成天壤之别。这所学校是父亲30年前的母校，尽管他也很多年没来过了，但相对于我的拘谨局促，他像回老家一样自然而松弛。他首先带着我参观，感叹这里既亲切又陌生的一切。

　　师范学校正门坐落在西侧的桥亭街上，入校便是一条笔直开阔的水泥道路，终点是右前方的学生饭堂。道路右侧，依次排布着一幢五层带阳台的教师住宿楼、二层砖混结构的琴房、学校食堂，学生饭堂非常简陋，是一个四面透风的敞开式小广场，里面安放着石凳石椅，地面台面潮湿脏乱的。人行大道右侧，依次是一个对外营业的餐厅平房，巨大的香樟树、橙子树下坐落着一栋二层砖石结构的小洋楼，现在是学校的办公礼堂，门楼下一条南北甬道，直达操场，听父亲说，这座礼堂就是之前的师范学校门厅。礼堂北面又是一桩五层二单元的教师宿舍楼，它们的南面、入校大道的右侧，便是开阔的操场。正值假期，僻静角落处已经杂草丛生，四个木板篮球架孤独地站在场地中央。操场的北面居中位置，便是高约一米，左右两个高高方形石柱的学校舞台。舞台后方，一座左右对称的两层U形青砖黛瓦建筑，像把围椅将舞台环抱其中。楼内是厚实的木楼梯木地板，上下左右都有门楼、廊道相通，三十年前这里便是父亲学习的教室。穿过这栋建筑的门楼，顺着斜坡上去，北侧便是新修的一栋4层教学楼，这是整个校园最新最庞大的建筑，两边是上下楼梯，中间每层四间教室，一共十六个教学班。教学楼的北侧还有个小小的花园，有几个独立花坛，苗圃里茂盛鲜艳地开着不知名的花儿。教学楼南侧，就是相距50米并列的两栋4层白色建筑，那就是新修的男女生宿舍。

　　父亲带着我，漫步在长着高大水杉的林荫道上，围着校园绕一圈，一边给我讲述之前他在这里求学的趣事，一边找寻年轻时代这里留下的足迹，感叹一切让他陌生的变化。那些残留的砖混建筑，就是父亲在读时就存在的老建筑，这些五六十年前民国建筑风格的校舍，虽然朴实陈旧，但远远比农村随处可见的土墙瓦房大气规整，自带浓厚的历史底蕴，让人一看就生出庄重之感。

　　追忆完往昔岁月，父亲没忘了此行的重要使命:确保我的体检面试万无一失。他多年前的师范同窗，现在这所学校任教，此时正好排上用场。

　　第一个老同学名叫李德，可不是导致红军井冈山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德国顾问，这个李德对军事更是一窍不通，但我听父亲多年前就眉飞色舞地谈起过他，说他被全班同学誉为“全面发展”的典型，而且毛笔字写得特别好。等我怯生生跟着父亲爬上楼梯，敲门走进他师范学校大门边三楼宿舍，才知道“全面发展’的真正涵义。

　　一米五不到的身高，让当时一米六不到的我陡然高大起来。几乎没有毛发的光亮秃头，瓶底厚的近视眼镜，脸上雀斑密布，相貌真是不敢恭维。而且，跟父亲离开多年以后，他又新增了一种“能力”，就是耳背，说话一定要对准耳朵，相互以咆哮的方式进行，以至于他跟父亲对话的声音毫无谦虚、低调可言，洪亮的对话声震得他简陋的两室一厅寝室，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老同学见面，自是十分亲热。父亲说明来意后，李老师取出笔墨纸砚，当场在桌上的废报纸上为我写下几个大字：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这既是他对我的鼓励，也是自己真切的人生感悟吧。接着他又写了一个大大的“永”字，手把手教我握笔、运笔，耐心讲解“永”字八法。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写毛笔字，除了基本学会握笔，笔法毫无要领，我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这位长辈身上：眼瞎、耳聋、秃头、麻脸、奇矮，原来这就是父亲20年前在这所学校就读时，全班同学给他取“全面发展”绰号的由来。恍然大悟之后，我当场心底得出两个结论:一个人的真才实学远比外表重要；师范学校的面试下限很低，让我对接下来的面试更加自信。

　　面试在第二天早上开始了，面试地点设在四层教学楼上，分了七八个测试教室，除了书法、绘画是分团体进去，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临时指定的任务外，其他都是按照点名依次进入，喊声“报告’，面对讲台上几个严肃老师的测试与问询，测试完毕后，一句谢谢，再进入下一个测试场地。我不能说面试题目有多容易，但我是同批次考生中，第一个结束考试，第一个下楼离开考场的那一个。父亲跟其他家长一样，干巴巴站在一楼林荫道上，看到我这么快结束，显然吃了一惊，我却轻描淡写地说，放心吧，没什么问题。也许是过于自信，也许是不以为意，直到今天，我都没关心过我的面试成绩，当然也没人告诉过我。

　　面试结束当天下午就是体检，好像场地是换到县城中心一所小学，那里的主考官竟然是穿白大褂的医生。视力、身高、抽血、心电图等，现场负责人之一，也是父亲之前师范的老同学，这个样貌魁梧的叔叔，特长是篮球，现在是在县教育局负责文体工作。父亲找到现场的他，说了自己的顾虑：近视眼、心脏有轻微杂音。这位见多识广的老同学，一再安慰他不用担心，这些都算硬性问题，父亲才稍稍平息了一点紧张心情。

　　体检全程，最让我紧张的还不是心电图检测，医生一直提示我放松，狂乱的心跳才稍稍平息。接下来的形体面试才是突如其来，让人猝不及防、难堪不已。

　　每个团队十几个男生，被叫进窗帘紧闭的教室，然后下令脱光衣裤，一丝不挂，站成一排，稍息立正，然后还围着教室走几圈，并按照要求做一些形体动作。两三个男医生站在旁边，交头接耳、指指点点。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你可以想象这批未经世事、“蛋黄水都还没长全”的农村男孩，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下，全裸出镜的紧张害羞表情，不敢抬头、动作僵硬、手足无措。终于结束了，赶紧穿好衣裤出来，操场阳光下，个个脸色通红、羞不作声。

　　当天下午四点多所有考核结束，我跟父亲坐两个多小时的长途车返家，一路上，免不了对我将来的叮咛和教育。到镇上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跟父亲趁着稀疏的月光，走在回老家的乡村小路转土公路上，这条三年前我因为尖子班落选而走过的路，现在给我完全不一样的心情。走过踏水桥，穿过林家大院，翻过倒碑垭，再走下一道坎，左前方小河边就是我们的家。那晚正好农村正好通电，二哥从学校拿来一个旧的日光灯管，悬挂在堂屋中央。相对于左邻右舍黯淡无光的白炽灯，日光灯雪白明亮的光线，透过大门，穿过竹林，在公路的桥头边也清晰可见。父亲突然发出一声感叹：“看这个灯光，看这个气象，我们家里将来是会出能人、出人才的！”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因为会看风水的爷爷灵魂附体，但他这句话，却让年轻气盛、踌躇满志的我突然感觉到了肩上的责任。

　　十几天之后，在左思右盼中，乡上的邮递员骑着墨绿色的邮政自行车送来了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历经层层考核，重重关卡，一切终于尘埃落定。父母和邻居围在屋檐下，喜气洋洋地传看录取通知书，小院里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已经退休的姨父，也就是母亲的姐夫、父亲的老领导，听到前院的说笑从自己家的后院缓步走了出来，他那是已经肺癌晚期(后一年不到就去世了)，身体愈加瘦弱虚弱，得知我拿到了师范录取通知书后，由衷地对着父亲和我说了一句：“你们家，真是人兴财发”。父亲在旁边听得真切，终于在经常轻看、训示自己的学校老领导面前扬眉吐气了一回，父亲的腰板下意识地挺了挺。

　　既然已经是中师生了，之前的破旧衣服，肯定不符合我的新身份，父母凑出钱来给我买上一身新衣裤新鞋袜，大哥上师范时候用的木箱也转交给我，我焕然一新、容光焕发，满心期待全新的校园生活、城里人时光。那段时间，父亲同事、亲友乡邻轮番上门祝贺，人人夸赞我争气能干，称赞父亲教子有方，竟然培养出了两个师范生儿子。我故作从容镇定，微笑面对。父亲则满面春风、高谈阔论，再次发挥了他搞笑逗乐的天性。除了落榜的二哥躲在一旁闷闷不乐，全家上下满是欢喜。

　　

先见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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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叙：     父亲面试前，带我师范学校参观的时候，还顺着木楼梯爬上了操场南侧的二楼琴房，推开琴房门，里面整齐摆放着上十台脚踏风琴。那时候钢琴是奢侈品，只在电视里的演唱会上看过，风琴在农村学校也是稀罕之物，一般中心学校才偶尔会有一台。父亲看到风琴，两眼放光，估计他也很多年没有接触到了。他坐上琴凳，打开琴盖，开始熟练地谈奏，边弹边告诉我左手和弦伴奏的基本技巧。曲调并不复杂，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弹琴，内心崇拜羡慕之情油然而生。琴声飘出窗台，给冷清的校园，增添了一丝文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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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范 初体验

　　在满心期盼中，中江师范学校终于要开学了。我一大早换上新衣，背着草绿色人造革直筒双肩包（那是姐夫之前外出打工用过送我的），装着衣物及日常用品，斜挎着大哥之前师范学校用过现在送给我的墨绿布面画板，俨然一个文艺少年。人生第一次要离开老家四五个月、离开父母的朝夕相处，去往眼里的大城市，开启独自在外的求学时光。母亲把我送到家门外的桥头路边，挥手告别时，竟然哭出了声，我不敢回头，也红了眼眶。父亲用个化肥袋，满满塞好为我打的新棉被，扛在肩上，亲自送我去学校报到，他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我把你送进师范大门，就算正式交托脱手了，以后就全靠你自己了。”一路上，他千叮万嘱，以他过时三十多年的师范求学经验，叮嘱、指引我如何上进求学、与人相处、打理日常生活。

　　抵达师范学校大门右侧的礼堂报名处时，约莫下午两三点光景。看着墙上张贴的班级名单，我被分配到88级3班。在三班接待处等候的是我们的首任班主任，一位憨厚亲和的中年男士，额头开阔、发际线悄悄往后挪，圆乎乎的脸蛋上永远挂着笑意，看着格外亲切，在场的同学都叫他彭老师。我乖乖递上录取通知书，彭老师一边轻声问询信息，一边低头伏案细细登记。父亲趁机主动上前“毛遂自荐”，卖力向彭老师推介我，细数我初中当班长的经历，夸赞我学习、组织能力都很出众，恳请老师多多提点栽培。报名处人来人往、热闹拥挤，新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彭老师始终笑容温和、不置可否。彼时他心中早已敲定了班长人选，自然不会对当时平平无奇的我高看一眼。

　　办完入学登记的手续，我按着流程依次缴纳了书本杂费，又跑去总务处领了首月饭菜票，去学校仓库领取全套床上用品：棕垫、被盖、床单、蚊帐一应俱全。父亲任劳任怨，一趟一趟帮我抱着沉甸甸的寝具，送到我分配的寝室——男生宿舍楼四楼412室。宿舍楼是一栋刚落成的新楼，门口设有门卫室，楼道宽阔干净，走起来格外敞亮。每层楼道的南边通道两侧，都配套了公共卫生间与盥洗间。卫生间空间宽敞，水泥便槽、半封闭独立蹲坑、自动冲洗水箱样样齐全，干净又实用；盥洗间两侧是长长的水泥台面，一溜排开十几个水龙头，洗漱、冲澡、洗衣，考虑得十分周到。

　　推开寝室门，四张高低木床两两相对，排布整齐。寝室外侧带一个通透的阳台，阳台两侧嵌着带柜门的水泥储物柜，一人一格，专属收纳空间安排得明明白白，整间寝室一共住八名同学。可惜我来得偏晚，抢手的下铺早已被先来的同学一抢而空，只剩上铺可供选择。父亲二话不说，麻利地爬上上铺，细心帮我挂好蚊帐、铺平被褥、归置好所有随身生活用品。

　　忙活完一切，父亲便急匆匆要赶最后一班长途客车返乡。我送父亲到校门口，该叮嘱的话，早已反复说了无数遍，此时只剩沉默。临别时，他从上衣口袋小心翼翼掏出五元钱，塞到我手里：“这是你这个月的零花钱，省着点花，遇事别慌，记得给家里写信。”他忽然一拍脑袋，又想起一桩要紧事，补充道：“我有个要好的初中老同学，姓刘，在中江火葬场上班，离你们学校就隔一座小山坡。你周末没事可以去看看他，在外读书，多一个熟人就多一份照应。”交代完毕，他步履匆匆，头也不回地融进街巷里，高大的身影渐渐消失不见。

　　我怅然若失转身返回校园，在操场边，与一位身着漂亮连衣裙、撑着遮阳伞的女生迎面相遇，四目相对，我们一眼便认出了彼此。她是我阔别两年的初中老同学——周敏。

　　周敏和我同属一个乡镇，老家在果园村，是实打实的同乡故人。她的母亲是乡村卫生院的产科医生，几乎全乡所有的新生儿都是她接生的，唯独我是个例外——听母亲说，等她被父亲叫来的时候，我已出生，哇哇哭过，母亲擦拭、包扎都快结束了。

　　周敏自幼眉清目秀、性格开朗灵动，到初二时，已然出落得亭亭玉立，气质出众，妥妥的班级门面，也是当时学校不少懵懂男生悄悄暗恋的“白月光”。初中同窗时候，有段时间她刚好坐在我的前排，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常常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扫过我的课桌边缘，也轻轻撩拨着我的少年心绪。本来我上课就容易走神，被这一抹温柔身影一晃，更是心猿意马，浮想联翩。可惜好景不长，后来我们一帮同学同时报名去仓山尖子班试读，我成绩太差被劝退，她却稳稳留了下来，自此我们便断了联系。

　　但班花的名气从不会轻易落幕，分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周敏的故事依旧在同学圈里广为流传。听闻她在镇上尖子班就读时，凭借靓丽的外形和聪明伶俐，深受各科主科老师偏爱。其中一位老师格外赏识她，干脆牵线搭桥，把她介绍给了自己正在中江师范读书的儿子。就这样，能歌善舞、清秀灵动的同班女神，遇上了阳光自信的师范学长，两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擦出了初恋火花。世人总说早恋耽误学业，可他俩的恋情偏偏是个例外，反倒成了彼此并肩前行的动力。借着这层特殊的缘分，那位老师连同身边同事，对周敏的生活百般照料，学业上更是倾囊相授、重点栽培。她的学长男友也一到假期就风尘仆仆赶回来全程陪伴，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了她无尽的帮助与鼓励。二人花前月下、海誓山盟，早早定下约定：要在师范校园重逢相伴，一同求学、一同玩乐，未来携手工作、朝夕相守、白头偕老。我小时候看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坝坝电影，后来也听过陈刚的小提琴独奏《梁祝》，内心一直向往憧憬那种同窗共读、死生不逾的崇高爱情（几十年后我误打误撞，开车四处游玩时，进入江苏宜兴太湖边一个小众景区，号称祝英台故里。偌大的园林里，湖泊、假山、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设有祝英台旧居、读书台等仿古建筑，鲜花盛放、彩蝶纷飞，身临其境，心如古井、波澜不惊的中年男人竟再次感动于爱情）。不过对于周敏和男友来说，梁祝的故事只能代表他们的相识相恋前半部，后半段的悲惨结局绝不可能在他们身上上演。

　　时隔两年再见，如今的周敏早已褪去年少的青涩稚气，多了几分成熟温婉，气质愈发出众，举止大方又自信。她停下脚步，轻声问询我的分班情况——她在同年级4班，我在3班，算是隔班相望。紧接着，她神色郑重、语气诚恳地叮嘱我：“来到新学校，你有什么能力、什么本事，都大胆展现出来，别藏着掖着。”面对久违的老同学、曾经的心头白月光，我根本不敢直视她澄澈明亮的眼眸，只能含含糊糊地点头应声。可这句朴素的叮嘱，却深深烙印在我心底，比父亲反复的叮咛更温柔、更有力量。

　　事实证明，周敏从不说空话，她不仅这样勉励我，更时刻践行在自己的师范生涯里。凭借清秀出众的容颜、聪慧机敏的性格、得天独厚的文娱天赋，周敏入学不久就稳稳跻身本届校花行列，是校园里妥妥的风云人物，走到哪里都会牵引众人的目光。她那位相恋多年的学长男友，皮肤黝黑、身形健壮，是妥妥的体育健将。校园里时常能见到二人并肩漫步的身影，温柔缱绻、甜蜜十足，活脱脱一对神仙眷侣，让远远围观的我们满心羡慕。

　　我回到寝室，很快和新室友们熟络起来。八位室友来自中江县七个不同的片区，不少地名我都是第一次听说，算是彻底开了眼界。我们清一色都是农村学子，都是各自乡镇筛选出来的尖子生，好不容易考上心心念念的师范学校，每个人心里都揣着满满的新鲜感和喜悦。对比现在的学校条件，没有空调、电梯、独立卫浴、洗衣机，就像汪峰唱的《春天里》：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对于我们之前十几年都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们来说，这一切如此高级，是其他人努力争取却得不到的待遇大，大家都格外知足、满心珍惜。

　　入学各项培训结束、正式开课后，我们这些熬过初三题海苦读的学子，这些被上届学长视作“菜鸟”的新生，真切感受到师范课程和初中的天差地别。长期紧绷的学习绳索骤然放松，心里陡然有种空落落的感觉。

　　学校有正规日间课时，同时保留了7:15-8:00、18:30-21:00的早晚自习。除了每日清晨六点半早起，跑完步、做完广播体操的锻炼让不爱运动的我略感抵触外，整体学业压力肉眼可见地减轻。学校近半数课程都是音乐、书法、美术这类趣味艺术课，还有各式各样的体育运动、兴趣小组、文学社团与课外实践活动，校园学习生活丰富又轻松。文化课主要围绕教育学、心理学展开，搭配文选与写作、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生物六门基础主科，课程难度远低于高压的高中课程。早自习以普通话练习为主，晚自习大多是看书、练字、画画。师范的培养目标是基层小学教师，无需深耕晦涩高深的学术知识，核心是锤炼综合素养、传授教学技巧、培育优良品德。

　　这里没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升学压力，没有堆积如山的习题试卷，没有没完没了的补课，更没有老师日复一日的苦口婆心、反复说教。初中时期被边缘化、可有可无的副科，曾经只能摸鱼消遣的业余爱好，在师范校园里反倒成了重点培养、大力鼓励的核心内容。每天下午只有两节课，三点多钟就放学，课余时间一直延续到晚上八点。1988年还没实行五天工作制，但周六下午就放假了，学生拥有充足的自由支配时间。

　　校园里每天有球类赛事、社团活动，每逢周末还有文娱晚会。走出校门半小时就能抵达县城中心，公园、影院、商城一应俱全。虽说学生囊中羞涩，但随处走走看看，亦是人间乐趣。这般自由松弛、鲜活欢快的校园氛围，让我们彻底挣脱了应试教育的束缚，学得轻松、玩得尽兴、肆意成长。

　　初入师范的那段日子，眼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新老师新同学、一草一木、校舍操场，教室食堂，都让我满心好奇。第一个周末下午，因为和同学们还不太熟，无人结伴玩耍，我便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独自踏上了拜访刘叔叔的路途。顺着校门口的马路往前走，翻过小山坡、走过石桥，远远就能看见一座高高耸立的烟囱，不用多问，那就是目的地——桥边右侧的中江火葬场。

　　那个年代，火葬还属于新鲜事物，老百姓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难以扭转，总觉得火化逝者既不敬先人、又太过冰冷残酷，因此火葬场格外冷清、门可罗雀。彼时愿意接受火化的，大多是带头破除旧俗的公职人员，或是需要特殊处理的非正常死亡逝者，日常业务寥寥无几。火葬场大门内是一片空旷的水泥平地，两侧几间平房孤零零立着，应当是职工宿舍。整片场地静谧得离谱，连风声都格外清晰，透着清冷肃穆的氛围。平地前方是宽阔的水泥台阶，台阶上方林木茂密、树荫幽深，光线昏暗压抑，让人刚走近就莫名头皮发紧、心生怯意。但少年人的好奇心终究压过了恐惧，我硬着头皮一步步拾级而上。高台围栏边摆着几张石桌石凳，空旷无人。场内立着两栋建筑：一栋是大门紧闭的礼堂式房屋，另一栋是带玻璃窗的厂房式建筑。透过窗户望去，里面整齐排列着数个火化窑炉，远处那座标志性的高烟囱，正是从这栋厂房直通天际。

　　我正隔着玻璃小心翼翼向内张望，忽然看见一位身着浅蓝色长款工作服的中年人，正蹲在窑炉旁，用铁钩细细清理炉内残渣，再将细碎的残留物轻轻捧起，装入一只粗瓷小坛中。我瞬间反应过来，这便是逝者的骨灰，顿时头皮发麻、脸色发白。埋头劳作的中年人听到动静，诧异抬头张望。我赶紧上前问好：“刘叔叔好。”

　　刘叔叔知晓我的身份和来意，连忙让我稍等，立刻停工，摘下手套、换下工作服，走出火化间，热情地将我带回校门口的单人宿舍，问长问短，还执意留我吃午饭。宿舍陈设简单，仅有一张床、一张书桌，墙角摆放着一个蜂窝煤炉。他一边夸赞我争气、考上了理想的师范学校，一边和我闲谈他与父亲年少同窗的往事。随后，他在煤炉上为我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还特意拿出两个熟咸鸭蛋招待我。鸭蛋鲜香可口，可我一想到这双手刚刚捧过逝者的骨灰，便心生膈应，全然没了胃口。

　　匆匆吃完午饭，我便迫不及待向刘叔叔告辞。他送我到马路边，再三叮嘱我常来坐坐，我却快步离开，一路疾行赶回学校。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火葬场，也从未向任何同学提起过这位在此工作的长辈——这确实不是一段值得依附、值得炫耀的关系。

　　重回校园，崭新的师范生活徐徐展开。父亲的殷殷期许、周敏的暖心勉励，加之我骨子里不服输的韧劲，让我想要在这所学校出人头地的愿望愈发强烈。开学一月后，班级举行民主班长选举。这个阶段正好港台流行歌曲开始进入内地，我跟着大哥的录音机磁带学了好几首，就在晚自习教全班同学学唱当时的流行金曲、台湾歌手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后来相声演员郭德纲把他改成了《噶腰在冬季》），深受同学们喜爱，积累了不错的人缘，最终以高票当选班长。（担任过两个月预备班长的同学，是班主任昔日在老家中学任教时的学生，此次参选提名，却因票数不足落选，令班主任颇为失望，也自此埋下了班主任不怎么待见我的伏笔，此为后话）。能在这所县域顶尖学府、汇聚全县精英的班级中担任班长，是我和父亲从未预料到的惊喜。我满心欢喜地写信告知父亲喜讯，很快便收到他情真意切的回信，字里行间满是欣慰与期许。我能想象，他定然将这份荣耀当作天大的喜事，在同事邻里之间频频炫耀、乐此不疲。

　　身为班长，我不仅协助老师处理班级日常事务、维护班级纪律、争取集体荣誉，还积极投身各类校园活动：成功入选学校广播站播音员，每日撰稿播音；参加文学社，也自己也看不懂的朦胧诗；在校“12·9”歌唱比赛中担任班级主唱与朗诵；组建班级吉他队并担任主唱，在周末全校文艺晚会上登台表演；后续又加入学校合唱队，代表学校前往德阳参加首届中师生文艺汇演。

　　彼时正在外地补习的二哥，抽空来学校看望我。听说那段时间他和父亲矛盾也日益尖锐，一方面他中考落榜后心绪低落，另外父亲时常将我与他对比、屡屡苛责，心中积满委屈与怨恨。我带着他逛遍校园散心，耐心劝慰，鼓励他安心复习、再战高考。可他对我的肺腑之言无动于衷，令我哭笑不得得是，他心里竟然还挂念着一年前尖子班的一位女同学，恰好是我隔壁班的同学，还开口让我帮忙牵线联系。

　　二哥离开后，我看着他依旧懈怠散漫、好高骛远的状态，满心焦急，提笔给他写了一封数页长的书信。彼时的我，仿佛复刻了父亲的心境，字字恳切，细数家境的艰辛、父母抚育我们的不易，劝他珍惜时光、不辜负父母的期望，警醒他若继续荒废光阴、不求上进，未来一定前途灰暗。那封信我写得情真意切，几乎落泪。或许是这封书信彻底点醒了他，一年后，二哥以社会考生的身份，仅超录取线0.1分，顺利考入本校，终圆求学之梦。自此，兄弟二人同校求学，兄长反倒成了我的学弟，这件事也成了同学们长期打趣的笑谈。

　　

先见先明

初入师范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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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楼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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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129校园歌唱比赛，第二排左一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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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江电影院，学校每月组织同学一两次集体免费观影。电影院对面是中江当时唯一的小公园，公园门口有个卖蛋卷冰激凌的窗口，同班一个土气的老男生第一次鼓足勇气跟女生约会，强做大方请对方吃冰激凌，自己先几口舔食完冰激凌后，把蛋卷扔在马路边，以为那是不能吃的纸筒，被女生暗自讥笑为乡巴佬，从此断了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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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凯江上唯二的一座桥，南渡口大桥，也叫红卫桥，当时我们中江南四区的学生，到县城和学校，必然要坐车经过这座桥，这座桥就是乡村与城市的地理标志。20018年夏天被洪水冲毁，现已不复存在，仅有几个桥墩遗址，守着往昔时光。

先见先明

当时的南渡口大桥，是凯江上唯二的两座石桥之一，因在文革中的1969年建成通车，也叫红卫桥。这是我们这批中江南片区的学生，进城、返乡的唯一通道，也是城市跟农村的天然分界。2018年夏天被洪水完全冲毁，现只剩几个桥墩，无声守护着往昔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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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叙：
     火葬场对于每个人都是禁忌晦气之地，不到万不得已，很少人会来这里探险猎奇、休闲观光，尤其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从没亲眼目睹过死亡、笃信鬼怪神灵的少年。当时去火葬场看望父亲在这里工作的老同学，除了好奇、寻求刺激的心里作祟，更多是听从了父亲简单朴素的道理——将来有个临近学校的长辈关照总不是坏事。我的同班同学没有这种猎奇和冒险精神，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学校的一个游姓的年轻男教师，被歹徒入室抢劫，惨遭杀害，学校组织全体同学去殡仪馆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已经打过前站的我反而后怕了，我害怕看到被菜刀砍得支离破碎、血肉模糊的尸体，所以借故没去。但我能想到，告别仪式后，一定是刘叔把游老师推进火化间，烧尽冷却后，用那双曾为我剥过盐蛋的手，刨捡骨灰、装坛入盒，送到痛不欲生的游师母怀里。
    此事过后直到今天，我亲眼见证过无数次死亡，也参加过多次遗体告别仪式。殡仪馆在我眼里，已经不是恐惧阴森之地，它是一个人的最终归宿，是告别纷扰尘世后的安息之地。在这里你会越来越深地感悟到，死亡是每个人都逃避不了的残忍，是任何方式都无法改变的公平。面对死亡，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爱恨情仇、尔虞我诈，都是梦幻，都是烟云。

先见先明

　　风云突变

　　可惜好景不长，对于我是，对于父亲也是。父亲常说的福兮祸之所伏再一次得到验证。

　　也许是学校自由宽松的风气影响，也许是活泼调皮的性格使然，也许是在新环境下过于兴奋，在短暂的两周观察、试探、交往、熟络后，我又成了班级和寝室中的活跃分子。上课对于不喜欢的课程，要么趴在桌上睡觉，要么跟同桌交头接耳说闲话；为了多睡一会儿懒觉，早操能躲就躲，能不去就不去；到了晚上10点，寝室已经灭灯了，412室的卧谈会才刚刚开始，我作为主讲，天南海北、荤的素的、胡编乱侃，几个少见多怪的室友听得比上课还专注，有的还恨不能现场作笔记，留待以后复习。夜半三更了，负责纪律管理的老师和学生会干部要在走道内房门边厉声督促多次，412寝室才终于恢复了暂时的宁静。

　　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猝不及防令人意外地成为班长了！班主任老师宣布选举结果后，我怀着紧张激动的心情上讲台作了一番上任演讲，大致要为老师当好助手，为同学做好服务，然后起好模范带头作用云云。大话是说出去了，幸福来得太过突然，我显然没有做好为此付出的准备，可外部的压力骤然降临。

　　首先，没有选上来的开学期班长周伟，明显表达了不服。他是报名时就被班主任指定的班长，身材中等强壮，举止不慌不忙，中山装、大分头，样貌远比我们老成——很多年后，他终于在同学聚会上承认，他是我们班上年级最大的学生，平均比我们要大6、7岁。想想吧，我们几乎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年，他已经是二十一二的青年人了，据此推算，他初三至少复读了6、7届，是当之无愧的老童生。可能就是他老气横秋、人到中年的样子令人不喜，所以投票给他的并不多，以至于他连班委都没有进入。遭遇滑铁卢的他，从此开始迁怒于我，我作为班长提出的所有要求、建议、安排，他都采用印度前总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他个子比我大、力气比我强，人情世故比我懂得多，在他面前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我竭力想树立的威信，每次都被以他为首的反对党推脱、起哄、质疑，化解于无形之中。

　　此时有必要补充一下，师范同学年龄相差这么大的原因。当时师范只对应届毕业生敞开大门，就是没有复读过完整初三的学生，如果已经初中毕业，没有考上中师中专，甚至没有考上高中，还想继续再考中专院校的，为了公平，只能在家自学，不能进入学校全日制正规学习，然后以社会考生的名义参加第二届中考。有人问，如果社会考生又再次没考上，是不是可以一直考下去？四川仁寿老乡梁实，自1983年首次参加高考，以四川大学为目标，至今已经连续30年走进高考考场，依然未能圆梦。之前我认为他除了智商不足，也是“学而优则仕”观念毒害下，极度的偏执狂，现在他已经接近60岁，大学文凭对他的人生际遇完全没有帮助，书中的黄金屋已变成了廉租房，颜如玉变成了黄脸老太，千钟粟呢，更是换成了减脂套餐，对于一个马上退休的男人来说，拼搏的意义已经无限接近于零。此时我倒佩服他是个不理会世俗眼光，一心只想圆梦的汉子。问题来了，如果像梁实这种死缠烂打、没脸没臊、屡败屡战，是不是最终也会考上师范?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国家有硬性规定，入学年龄不能大于18岁。

　　在这种政策下，通过打通当地派出所关系，篡改户口改小年龄，异地学校挂靠读书谎称社会考生，便是当时所谓社会能人的惯用手段（那时候没有全国联网，也缺乏多方验证的手段，造假的成本和难度不高）。当然，对于这些幕后的暗箱操作，当时单纯的我，根本不可能了解，在我看来，父亲带我体检面试，提前跟自己老同学打招呼，已经算是不遵守游戏规则，上不了台面了，尽管他的担心后来证明都是多余的——开学了，室友带一个隔壁师范班的初中老同学，来我们寝室玩耍，第一眼就让我大吃一惊，一米四左右的身高，斗鸡眼、酒糟鼻、公鸭嗓、满脸青春痘，我暗暗感叹全面发展的李德老师后继有人。

　　但是篡改年龄、冒充社会考生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如果被人举报到教育局，调查核实后，就会被取消录取资格，即使已经入学也概莫能外。谁会去主管部门斗胆举报？谁会拿到别人违规的真凭实据？当然不会是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一定是利益攸关方，因为举报一个录取生下去，就会有紧临录取线的考生来补缺，因此发榜、面试乃至入学阶段，私下里的检举揭发、暗战公关也是各显神通、层出不穷。今天的我，见识过无数江湖险恶，在我心里，不管人人平等、天下大同的口号有多响亮，只要有社会地位存在、贫富差距存在、资源稀缺性存在、差异化需求存在，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更不会有绝对意义上的公平。

　　回到正题。在我被前任开学期班长捣乱的情况下，我多需要强有力的后台和背景，可是，我最早熟悉依赖的室友们也背叛了我，为什么？之前带头上课开小差、睡懒觉、晚上吹“骚壳子”的我，现在突然变了，故作正经也算了，还要经常管束他们，他们觉得是我人格分裂。尤其是一个我们开学快一个月才递补进来的室友（很显然，我们班有人违规参加中考被举报核实后，勒令退学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同学对这个师范一月游的短暂同学都没印象，我推测，入学的他已经隐隐感觉到了各种举报和查证，因为心虚，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一直远离在群体之外），候补进来的室友唐斌跟我是本家，还是我们老家镇郊的老乡，来之前已经在仓山高中就读了一个多月（补充一句，仓山高中校长是他的亲舅舅）。中江县一共十二个区，同班同学中，每个区的同学不会超过四五人，所以凑巧师范同班，便自带天然亲近的老乡关系。同姓、老乡还加上后面闲聊，得知我俩还有遥远的沾亲带故关系，我跟这个潇洒、帅气、桀骜不驯的同学兼室友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形影不离、你唱我随的哥们儿兄弟。可是，我一当上班长，我开始收敛之前的言行，立志要做老师喜欢的好学生、同学信服的好班长，身不由己地要求自己、一本正经地管理同学，问题马上就出现了。晚上卧谈会取消了，我还主动打断他们热火朝天的夜话；早上谁睡懒觉不作早操，我会报告给学生会干部；上课谁在课堂捣乱我会偷偷观察，记录在案。这个之前的同伙完全不适应我的变化，他觉得我叛变了“革命”，装高尚装正经了，在他的带头下，各种酸不溜秋的讽刺与挖苦也来了。慢慢室友都对我敬而远之，我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

　　唐斌是我当时最要好的同学和兄弟，他对我的冷漠，让我内心痛苦不堪，却又不能表露出来。我不愿意失去这份友谊，我没想到的是，这个同学后来竟然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最亲密的同学：我们都有好高骛远的理想、江湖儿女的奋斗路径，有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难忘经历。网上说，一辈子最好的兄弟一定是这四种关系里诞生的：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我跟他除了没有一起扛过枪，其他好像都没错过。

　　更让我不安的是，班主任老师也从没看好我，虽然顺从民意任命我为班长，但是行动上却一直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从来没见他找我讨论过班级事务，也从来没见他培养我的能力，私下关心鼓励我。想想吧，我尽管初中阶段也当过班长，可那是因为父亲是我的坚实后盾，他会耐心指导我一切，宽容我的一切失误，压迫不服气的同学听取我的指令。可是现在呢，中江师范集中的可是全县的初中精英，能考上这里的学生，哪个不是自以为是、心高气傲。要让他们对我一开始就心悦诚服，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父亲是不知道我的现状的，我们的交流只能通过半个月一次的书信，因为他吃过师范学校饥寒交迫的苦，每封信首先就要我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然后是尊敬老师、团结同学，这些《中学生守则》上的条款，至于怎么团结、怎么尊敬？他没有说，我也没有问。那时候没有台湾李宗吾的《厚黑学》，也没有日本稻盛和夫的《心法》，更不可能有宋志平的《三精管理》。15岁的我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沉默寡言、内心苦闷无比。

　　我当上班长苦苦煎熬一个多月后，大哥来县城办事，约我到县城一个小饭店见面，吃饭的时候，郑重严肃地告诉我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姐姐失踪了！

　　话说姐姐嫁给果园村的姐夫后，浪漫的爱情终究被柴米油盐慢慢消磨，不久生了个女儿后，也与公公分了家，过上了三口之家的生活。农民家庭、地少人多、没有积蓄、入不敷出，姐姐的家境比娘家还窘迫。父母尽管不看好这段婚事，但事已至此，也竭尽所能给与帮衬，姐姐每次回娘家，母亲总是让她捎点米面、粮油回去。拮据的生活让姐夫更加觉得羞愧，他托人在外省找了个砖瓦厂的苦力活，要姐姐带着孩子跟他一起出去打工。

　　姐姐背着三岁大的女儿，回娘家跟母亲告别，要跟着姐夫到遥远而未知的地方讨生活，父亲疑虑重重、母亲很不放心、姐姐也非常无奈。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儿既然已经成为人妇，也只能听之任之。姐姐再一次跟母亲洒泪而别，拖娃带口去了远方，接近一年失去联系。

　　现在，姐夫回来了，说姐姐在打工处带着女儿半夜出走了，至今毫无音讯、下落不明，家里听到这个消息，也乱成了一锅粥。

　　我回到学校，心乱不宁，又不能让同学知道，只能偷偷在日记里写出对姐姐的担心和想念。想到从没出过远门的姐姐，在陌生的地方突然消失，生死未卜，只能默默流泪。熬过了两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当班长的困境，想到姐姐是不是已经死在外面了？越想越难过，越想越害怕。先是小声抽泣，几个正在闲谈的室友猛然听到，以为我以哭代管，发明了一种以柔克刚的管理方式，直到我抽泣不断，他们才感觉大事不好。唐斌带头起床，掀开蚊帐，围在我床边，急切问我发生了什么。我这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带着哭腔说了句：我姐姐找不到了！随即崩溃大哭起来。见我如此悲痛欲绝，全体室友全部放弃前嫌，一直轻声安慰我，并发誓再也不跟我作对了。那是我第唯一一次在同学面前痛哭失声，两年后，我被食堂小厨师打断一颗门牙，血流满地、脸青嘴肿半月，我没告诉老师，更没告诉父亲，也从没在众人面前哭泣过。

　　第二天，班主任老师让我拿来表格，让我誊抄全班同学登记表，我因为昨晚夜半痛哭的事仍然神情恍惚、心不在焉，一不小心打翻半瓶墨水，污染了几张表格，他见了非常厌烦地说：怎么这么简单的事你也做不好？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回到座位，很快就写了一封辞职信交给了他。班主任看完，当时十分惊讶，估计也是他教学生涯中第一个主动辞职的学生干部。好意劝我两句，但见我态度坚决，便在班上宣布了我的辞职决定，让女副班长田涛代理我的班长职务。我当班长的时间不过两个多月，也没机会证明过自己的能力。十几年后老同学相聚，很多同学都忘记了我曾经的班长身份，聊到这个话题，都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好在有副班长田涛作证，证明我不是胡言乱语、浪得虚名。

　　辞职后我的心态完全发生了改变，那个曾经想一改旧习、发奋上进，像初三阶段那样努力的我不见了，我除了依然爱在校园高歌、积极参加校级文娱表演，平时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关于师范三年的经历，请见我另一篇文章《消失的学校、难忘的青春—记四川中江师范学校三年时光》，因为本篇主要讲我和父亲之间的故事，故个人经历不再赘述）

　　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大失所望，在他的意识里，已经为我设想了美好前景，班长，接着学生会干部，在以后留校任教，甚至保送大学也是完全可能。没有他那时成分论阶级论的制约，我完全可以复刻甚至超越他师范学校的经历。可我没有立即告诉他，他此时因为自己女儿的失踪，也正在经历人生最艰难的阶段。

　　姐夫独自回家后，说是姐姐带着女儿偷偷跑掉的，父亲先责备他为自己的女人为什么都管不了，但听是姐姐自己出走的，也不好再多说什么。没想到女儿新婚没三年就出现这么大的变故，父亲又想到自己之前极力反对他们恋爱的过往，长吁短叹，后悔当初没有狠心斩断这段婚事。可是儿女是自己的心头肉，女儿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父母心如刀割，想尽各种办法打探消息，天天在后悔、担心、痛苦、难堪中度过，流泪叹息、彻夜无眠。

　　没几天，因为一个外出打工的远房亲戚悄悄来我家告密，说姐姐的失踪跟外乡的一个张姓人口贩子有关，并告诉父亲此人的行踪。（80年代中期，老家随着温饱基本解决，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成为年轻人的追求，但毕竟老家贫穷闭塞，巧嘴如簧的人贩子便乘虚而入，吹嘘外省市地广人稀、物产丰富、生活悠闲富足。很多十七八岁的姑娘受骗上当，偷偷跟着他们乘上了去外地的火车，从此远离故土。你若不信，现在去河南、山西、安徽农村打听走访，总有几个60多岁口音不纯正的远嫁来的老太，十有八九是那时候连哄带骗嫁到这里的四川姑娘）。

　　得到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父亲立马带上姐夫、找了二伯父及几个身强力壮的远房亲戚，翻山越岭趁着夜色出其不意地赶到了人贩子家里，正好抓了个正着。父亲连夜审讯，连哄带吓、连打带骂，人贩子终于承认了姐姐是被他从河北南宫的打工地拐骗卖到乡邻的山东省去了。既然对方已经招供承认，父亲立马派人报告了仓山派出所，希望派人将人贩子捉拿归案，并解救女儿的下落。

　　第二天上午，区派出所来了两个便装警察，可是因为他们骑的是一辆双人摩托，当时也没有别的交通工具，无法一道押解嫌犯，便给他戴上手铐，让姐夫跟随其后单独押送去派出所。

　　父亲回到了家，大松了一口气，以为抓到罪魁祸首，女儿解救有望，等待区派出所的处理结果。下午两三点他正在马路边的自留地种蔬菜，看到姐夫正好路过菜地，回山那边的自己老家，问他，人贩子送到了吗？姐夫答，送到了，就径直回家去了。

　　还没到天黑，突然姐夫的哥哥嫂子惊慌不已地跑到家门口，告诉父母，姐夫回家后，喝药自杀了，现在已经抬到仓山医院抢救，叫父母一起去看看。等父母手忙脚乱赶到医院，姐夫头发凌乱、衣服上满是呕吐物，躺在医院脏乱不堪的地板上，之前那个活蹦乱跳、笑眯眯的青年人，已经失去了呼吸。父亲跑去派出所了解情况，回答人贩子竟然也没有送到。谁也没想到，作为受害人的姐夫，竟然在押解带着手铐的人贩子去镇上派出所的路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半路经过偏僻无人的山坡竟然将其放跑了。然后独自先路过我们家，换好衣服，跟父母打过招呼，再回到自己老家里，躲在屋后的地窖喝农药自杀，等到被人发现，已经为时已晚。

　　女儿下落不明、女婿突然自杀、人贩子逃跑，几重打击接踵而来，母亲差点晕倒，父亲强忍悲痛，去派出所讨说法，质问他们为什么不亲自押送犯人，以致酿成如此悲剧。派出所理亏，但也觉得委屈——让受害者押送犯人，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会同流合污。派出所答应继续追捕嫌疑人，并为死者赔偿了一副棺材、一身丧服。

　　可是，姐夫家里人不干了，姐夫从外地回来直到自杀前几天，一直住我们家里，一直帮我家干活，亲口安慰母亲说，姐姐离开他，他也不埋怨，怪自己没本事，过段时间会重新出去打工挣大钱，而且发誓把我的父母当成他的亲生父母善待，要为他们养老送终。善良的父母稍显安慰，一面想方设法找寻姐姐下落，一面安慰他不要太过难过，同时也安慰自己，如果真是女儿主动出走，是不是一定有自己的打算和归属。现在，平时好好的姐夫突然自杀了，他的家族一口咬定是被我父母逼死的，一定要找我家讨个说法。谁也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纠集二三个同村乡邻，趁着夜色，从镇上医院抬着装着姐夫的棺材要往我家里冲。

　　让别人家的死人进入自己家堂屋祖宗香火下停放（四川农村老家，家家堂屋中央都会有祭祀供奉祖宗的香火牌位，那是整个家庭最神圣的地方），如果得逞，那是对整个家庭上至神灵祖宗，下至亲族家庭的极端侮辱，无论从道德传统、风水伦理、家族声誉、个人情感，都是令人发指、绝对不可容忍的行为。好在提前半小时听到了风声，全村乡亲立马集合起来，山村里火把通明，拿着菜刀、扁担、锄头、尿桶等各种工具（这时候，母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人缘、本村大姓家族的凝聚力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桥头到我家门口的道路上，层层防卫，严阵以待，集体护卫，坚决不准对方前进一步，眼看就要发生大规模械斗、流血冲突。

　　此时的父亲在学校开会，匆匆赶回来的半路上也遭到姐夫父亲等人拦截，对方咬牙切齿，污言秽语、拉扯不休，几欲动手。母亲瘫软在家里完全乱了方寸，大哥躲在自己房里默默流泪（他三天前还跟大不了几岁的姐夫有说有笑告别，来中江办事，刚回到家，却听闻姐夫的尸体已经快到门外，一时完全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正在双方争执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我的姨父-母亲的姐夫-父亲的老领导再一次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他那时候已经病入膏肓，正躺在后院自己家的街沿凉椅上喘气（他是肺癌晚期），听到外面灯火通明、吵闹不休，问了左右缘由，突然想起一件事，叫来我的二哥：老二，我记得下午XXX（姐夫名字）在我这里借过一只钢笔，你去他衣服里找找，是不是留下了什么遗书？

　　二哥真的在姐夫住过的房间里，一件挂在床架上的蓝色中山装口袋里，找到了一张纸条，还有一块他戴过的手表，纸条上赫然写着：小容，我对不起你，永别了，留下块我戴过的手表，希望能给女儿做个纪念。保保保娘（对我父母的称谓），也希望你们保重身体，希望来生能报答你们。XXX绝笔。

　　这张遗书，被领头的乡亲、来劝阻协调的乡村干部传看后，也传到了对方手里。瞬间，对方气焰消了大半，姐夫的自杀完全是自行了断的结果，之前气势汹汹讨要说法的理由完全不成立。理屈词穷、吵吵嚷嚷到半夜，在乡村干部协调下，对方终于同意法庭上见，把棺材抬回了自己家里。

　　这场巨大的灾难，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伤痛。也让我们这个平静、安分的家庭，让父亲善良、刚直的内心波澜起伏。接下来与对方剑拔弩张的对峙与谈判，在法庭上告派出所渎职、与派出所及死者代理人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的辩论，其后的司法判决、后事处理，全都是父亲出面。在突发的灾难面前，父亲的勇气、果敢、口才、气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最终死者事情得到公正和平的解决。父亲多年后仍然承认，那是自己一生中压力最大的时候，母亲回忆起父亲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有理有据、让人信服，言语里还是充满不由自主的敬佩。

　　一个月后我寒假回家，这件事已经渐渐平息，但姐姐依然音讯全无。当我从载客三轮上下车，刚迈过家门口的小桥，母亲远远看到我的身影，从天梗上小跑着来迎接我。平时内敛含蓄的她满脸憔悴，至少苍老了十岁。她一把将我抱住，只见她头上突然冒出缕缕白发在寒风中飞舞。

　　父亲地跟我聊了姐夫事件的经过，希望我不要为此影响到学业。又问我学校的情况，得知我辞去了班长职务，默不作声，满脸失望。

　　

先见先明

那时的中江县城公园坝坝，那是县城最大的广场

先见先明

这就是当时农村家家堂屋正中安放的香盒（祖宗牌位），随着农村凋敝，城市化的发展，慢慢也面临消失。

先见先明

师范第一年，模仿小虎队，左一是我

先见先明

当时的老家，竹林，田园，还有黑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