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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 离开讲台
在我眼里，父亲身材高大，腰板挺直，吃苦耐劳，从成年开始，除了读书、教书，空余时间一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无论严寒酷暑、白天黑夜，是一位久经体力锤炼的知识分子，我从没听他叫苦喊累，相比母亲的体弱多病，彷佛他是一个钢铁战士。
父亲得的是腿部疾病，从暑假学校组织全体老师去峨眉山旅游就露出了苗头。“峨眉天下秀”，这个距离老家不过一百多公里的名山，在那时改革开放刚起步，物资尚不充裕，旅游还是干部、国企职工才有的“特权待遇”，普通老百姓既没钱也没闲（彼时国家正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刚提出，农村家庭大多还在为温饱奔波，旅游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就如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四川文物古迹、风景名胜的了解竟然还比不上一个外地人，他们唾沫横飞讲述四川风景漂亮、美食众多、美女如云，我也只有随声附和的份，好几次被人怀疑是“假四川人”。俗话说“少不入川”，可在我的少年，却是不顾一切想离开这个所谓天府之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时候旅游也刚处在起步阶段，旅游设施、条件严重不足。上峨眉山既没有景区大巴，没有游客缆车，几乎都是从报国寺山门进去，一路徒步登顶，实在走不动，只要有钱，还有两人抬的滑杆伺候。父亲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这么陡的山路。山峦起伏，道路忽上忽下，全程30多公里。刚进山时还豪情万丈，四五小时后的疲惫不堪、大汗淋漓，尤其小腿又疼又沉，上抬一步像登天，下落一步像深渊，后半程基本是手脚并用爬上去的。好不容易爬到雷洞坪，迎面遇上几个已经从金顶下山的年轻教师。还有多远？远着呢，陡吗？更陡在后面！严重掉队的父亲，脚趴腿软、精疲力竭的父亲，闻听此言，完全失去了斗志，加上时间也来不及，只能跟着折返下山。一辈子不肯轻易认输的他，终究没能登上峨眉之巅，也成了他一生的遗憾。（几年前我春节回家探亲，带着父母再上峨眉山，车开到雷洞坪停车场，开始下车徒步，山上全是厚厚积雪，我们套上路边小贩卖的防滑脚钉，湿滑的小路依然让人战战兢兢—毕竟父母这时都已经八十多岁了，没走出500米，还没到接引殿的缆车乘坐站，两个老人就决定折返下山。父亲又一次在他当年放弃的位置无功而返。
父亲从峨眉山回到家里，除了给我们和前来凑热闹的邻居，讲述峨眉山的山路多险、猴子多野（其中有个游客被猴子抓拍撕咬，差点滚下山崖）—还带回几样新奇玩意儿：一塑料袋粉末样冰粉，他说先开水搅拌凝固成糊状，再放到井水里镇凉，喝起来又甜又冰，那才叫个爽。可是因为没有冰块，也没葡萄干、山楂粒、软糯的红豆、红糖水，这些现在冰粉里的标配，入口感觉像粘稠无味的浆糊，勉强喝完，父亲大失所望，直说怎么跟试吃的感觉完全两样？他还买了一幅精致小巧的竹编蒸笼，脸盆大小，三层一盖，说家里将来蒸包子、馒头、粉蒸肉方便。母亲用过几次，但那时刚刚解决温饱，哪有那么多包子、粉蒸肉可吃，远没煮大锅菜时，沿着锅边贴几个馍馍简单实在。小蒸笼从此一直堆到橱柜上成为“展览品”。让父亲看到一次，就感叹一次峨眉山的特殊遭遇。
旅游的快乐转瞬即逝，但父亲的腿病却越来越严重，小腿骨钻心的疼痛，连走路都费劲。期间还发生过一件怪事。一天下午，父亲正在寝室里批改作业，听到有人喊“幺公”，一抬头，门边倚靠着一个腼腆女生，父亲不认识她，问她是谁、有什么事。女子回答，“我是唐怀安的女儿，叫玉儿妹崽，家里刚杀了一头猪，爸爸叫我来问幺公要不要买肉？”
唐怀安是父亲的堂侄，家在离学校5里外的村子。尽管虽不认识这晚辈，但和唐怀安很熟。父亲因为兜里没钱，就婉言谢绝说，“家里还有肉，这次就不买了”。那女子应了一声转身就走了，父亲继续埋头批改作业。
按理这件平常的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父亲回家，闲聊的时候，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巧的是唐怀安的亲妹妹十几年前由父亲当“介绍人”，嫁给了邻居兼母亲的远房侄子，她跟自己亲哥哥往来密切。路过我家正好听到父母的谈论，当即脸吓得煞白，大惊失色告诉父母，“你们不晓得？那个结婚刚一年玉儿妹崽，前几天在自己婆家因为难产，乡村接生婆束手无策，还没抬到医院，大人和还没露头的孩子一起没了！”。父亲当场愣住，猛然想到小时候爷爷告诉他，黄昏在老家后院竹林深处遇到白发魔鬼的事，想不到自己也真的遇上了。母亲惊慌之余，更加确信，父亲的病是因为冲闯到玉儿妹崽这个“短命鬼”了。
父亲一辈子不信邪，不怕鬼，“敬鬼神而远之”，平时也从不语“怪、力、乱、神”，从不无中生有、欺骗撒谎。这件离奇的事，是巧合？是幻听？反正至今仍然是个谜。
母亲拜托了一个经常在十里八乡拜神驱鬼、念佛消灾、画符求水、超度亡灵的“仙娘”，这个老太婆是我外婆娘家的亲戚，路过我家里也常被母亲留下吃饭住宿。那时候的“仙娘”“神汉”跟邻居唐二爷一样，大部分是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农民，凭着继承或者学来得一点“神技”，走乡入户，除了跟老师一样，传道（传授教义）授业（教学经文）解惑（预测吉凶），还多了请神祈福、看相算命、除邪驱魔的法力。能够粗茶淡饭、随喜功德，就很满足（顺便说一句，唐二爷孤身一人，已经失去劳动能力，被送到了乡里新修的养老院，听说不用花钱，管吃管住。他的草房雨淋风刮，不久也全部坍塌了）。他们衣着朴素、活颜悦色、慈眉善目，肩负普渡众生的使命，补充农村医疗的不足，参与协助农村基层治理。父亲经常不在家，对于母亲的迷信与虔诚不问不理，即使回家偶遇“仙娘”一起吃饭，看她作法，也与“仙娘”之间互不打扰，客客气气。
不迷信鬼神，也不彻底否定，敬守祭祀之理，始终把人的现实与道德放在首位。这是孔子对未知世界的态度，也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儒家的传统观念之一，父亲的态度也算有章可循。
我们小孩子才没有父亲那么超脱。尤其是我，天生带点叛逆，对这些神神叨叨的仪式的深感怀疑。我曾经跟伙伴提议，对那个念着咒语突然晕倒在躺椅，喃喃自语魂游天际的“仙娘”，是不是用香头火星烧一下脚心，看不是真没知觉；或者跟哥哥并排躺在阶沿的小饭桌上，模仿仙娘重复婉转地唱着：观音大圣当叮啰醒，观音大士当叮啰醒……被母亲听到，从厨房里冲出，一个刷把打过来。
说回父亲的病。仙娘划水念佛，让把“神水’敷在腿上反复揉按。父亲半信半疑照做了，可是似乎神灵此时也失去了作用。他跑遍乡镇各个医院，吃了无数的中药西药，试过各种单方偏方，反而病情越来越重，小腿疼痛难忍，后来几乎寸步难行。
父亲越来越觉得，自己生的是重病。学校历史课朗老师的外孙陈方刚—也是我同年级同学—曾得了相似的病，给了他一个可怕对照。陈同学发病之初也是那个位置疼痛，久医无效，后来到成都大医院检查，结论骨癌，为阻止癌细胞转移，齐着大腿根部锯掉了一条腿。我至今记得记得他的样子：瘦高清秀、文质彬彬，一个裤腿高高折叠卷起，靠两只长拐杖支撑着进入教室，上课时拐杖靠在桌旁。靠三条腿走路，尽管艰难却也灵活。他的自尊心很强，从不在同学面前表现出愁苦。脑子很好用，学习成绩也特别突出。很多人看到的是他的不屈坚强，我看到的却是命运的无情和残忍。
课余，郎老师常来父亲寝室聊天慰问，父亲悲观沮丧，如逢知音。郎老师一边安慰他，一面说到自己曾经在医院手术后，亲手捧着外孙这条残腿去郊外埋葬的伤心，更是激发了父亲的悲鸣。他俩都没想到的是，两年后，癌细胞转移，陈同学最终还是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陈方刚的遭遇，让父亲也认定自己是骨癌。每次疼痛难忍时，抚着自己的腿，他就长吁短叹不已，拒掉一条腿怎么活？如果还是保不住命怎么办？父亲平时的乐观幽默此时荡然无存，言语里却满是消极悲观。都说伟大的喜剧演员内心都是孤独自闭的，所谓乐观主义也是看透生活、生命的真相后，迫不得已的自我宽慰。
确实痛无可忍，父亲向校长请了3天假，先去了100多里外的县城医院检查，他向学校领导推介了一个在小学部任教的年轻教师，暂时顶替他的课程，这个年轻教师八年前还是父亲田家祠堂小学的学生，两年前刚刚师范学校毕业，父亲对他深为欣赏和信任。
父亲到了县医院，安排住了十几天院，病情毫无起色。县医院束手无策，为他出具了一张转院证，让他去成都华西医院治疗。
转院之前，那时没有联络工具，母亲放心不下，叫已经有17、8岁，已经辍学务农在家的姐姐坐班车去中江看望。姐姐读书晚，成绩不好还厌学，辍学也是迫不得已。我记得有个晚上，大家一起围坐家里吃饭，父亲测试姐姐，四川省会哪里？姐姐想了好久，回答绵阳！父亲气的差点吐血。这件事也成了几十年来兄弟姐妹之间开玩笑的笑柄。姐姐初三还没毕业，就明确表示不想再上学了，想到既可以减轻家庭负担，还可以增加一个劳动力，母亲完全支持，父亲也无奈同意了。
多年后，姐姐都会讲起她在医院探望过父亲后，离别时的情景：父亲一瘸一拐地送她到长途车站，客车发动那一刻，父亲竟然泪流满面，告诉女儿，这次分别可能就是永别了。单纯的姐姐哪里受得了这个，她一路稀里哗啦哭到家。我每次听到这段都很诧异——在我的记忆里，无论多苦多难，从没有看到父亲在人前流过泪。可见那时父亲已经绝望到极点，只想把最后的话托付给女儿。
父亲自己一个人又辗转来到了成都华西医院，骨科医生为他进行了详细检查，确定是骨质增生，不是绝症，父亲悬着的心一下落了地。但医院住院紧张，一时半会儿根本无法住院，父亲找到医院旁边国学巷内一家简易的旅舍—红光旅舍，每晚一元钱住宿费，然后买了一口铝锅，在旅馆过道里，一面煮饭，一面熬中药，一面等待床位。
姐姐回家把车站那一幕一说，母亲更是心急如焚，叫上老家一个在华西医院有亲戚的乡亲，凑了50个土鸡蛋，坐了五六个小时的长途客车，来华西医院找父亲。东打听西打听，终于在小旅馆找到正蹲在烟雾弥漫的小柴炉旁熬药的父亲。母亲带着老乡找到了他医院的亲戚，鸡蛋收了，答复还是只能继续等。家里还有农活、家务，还有几个孩子，无奈的母亲当天下午就愁云满面回家了。
父亲继续坚守在旅馆里，孤独节俭的生活、漫长无助的等待、经济上越来越大的压力、对学生的担心牵挂，让他时不时悲从中来。咬牙坚持了一个多月，依然入院无望，父亲拿着医院开的五敷中药，决定回家。
他离开学校离开家，两个多月，我就一直没看到他。他离开了讲台，也不再是我的班主任老师。父亲一颠一颠地回到家里休养时，我终于看到了父亲。知道不是绝症，他的心情好了很多，除了继续服药，也到处找医生对症下药看病，一个多月后，症状竟然大幅减轻。此时华西医院来信，叫他带200元钱，有床位了，但父亲确实拿不出这些钱，只能作罢。
病急乱投医，也说不清那个医生、哪副药起得作用，拖了三四个月得病腿，竟奇迹般地基本痊愈。像极了多年后肆虐全国的非典、新冠疫情，全民抗役、严防死守、口罩疫苗、方舱隔离，可依然防不胜防。最终病毒不知从何来，也不知如何去，说不清病源，道不明路径，辨不出特效药，来得突然去得蹊跷。这种莫名其妙的病，即使消失，谁也不敢保证彻底战胜，更不知何时卷土重来。就像父亲的腿病，30年后又突然毫无征兆地发作了，差点要了他的老命。
腿不影响上课了，父亲回到学校准备重执教鞭，回到我们班级。可是问题来了：顶替他上课的年轻教师认为教初中比小学体面，不愿交回班级，理由是现在的学生不舍得、不愿意。校领导大概也不喜欢父亲耿直、清高的脾气，此时也站在了这个年轻教师一边。还美其名曰民主表决，让学生投票做决定。
20多岁的年轻老师显然比50岁的老教师阳光、帅气、讨喜，表决时，尽管我毫不犹疑投票给父亲，但毕竟一木难支，父亲以大比例落败。父亲被自己现在的学生和之前的学生双重背叛，只能跟这位年轻老师交换场地。父亲悲愤之余，一度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几次冲到校长室理论。但校长一句“民意不可违”，让父亲既伤心又丧气。
至于我，最大的靠山没了。新老师对我这个前班主任嫡系视而不见，同学对我这个落魄班长充耳不闻。表决前背叛者的串联，表决后胜利者的冷嘲热讽，我都看在眼里。年轻教师顺理成章地任班主任，并立即改选班干部，我毫无悬念地落选。
父亲无可奈何回到小学部任教，任教五年级语文兼班主任，他二十年前师范毕业就培养成为中学教师，后相应号召充实基层，当了十几年村小教研主任，好不容易调动到了乡中心学校教初中，没想到仅仅带过一届毕业生，又绕回了小学。寝室没变、待遇没变、工作量没变，但我看得出来，父亲心情一度非常憋屈。
谁也没想到，紧接着教育改革，教师开始评定职称，收入直接跟职称挂钩。他因为在职岗位是小学教师，并参与小学系列评定，以他的学历、资历、教学年限和成绩，在小学同事里遥遥领先，顺利评为小学高级教师。若是留在中学评高级教师，以当时的竞争条件，毫无可能。工资调高了一级，尽管只是增加了8元钱，但对于100块出头工资的他来说，已是一笔长久的巨款。激动之余，父亲心里的不平渐渐平息，也让他切身体会到了“祸兮福所伏”的道理。
可我呢？
父亲因病离开我们班，我下课回到空无一人的寝室，没有了荤菜和说教，内心空落落的。每次早上食堂淘米蒸饭，教工刘小娃儿的脸色也好像越来越难看了，有一天带着同班同学—也是父亲曾经的村小民办教师的同事孩子，一起去食堂水缸打水淘米（学校规定教师可以用这里的水淘米，用水的人多了，自然增加刘小娃儿的挑水负担，他一直脸色难看），他大声呵斥阻止我的同学打水，同学不服气争辩了一句，他竟然恶狠狠地打了他一耳光。我站在旁边，看着委屈又无助的同伴，敢怒不敢言。
父亲不再是我们的班主任，我也不再是班长，新老师不重视我，同学们也慢慢跟我疏远，我“官二代富二代”的美梦就此幻灭。短短半年，少年的我第一次尝到了“事态炎凉”，心态大变：上课开始分心走神、说小话、看课外书，成绩急剧下滑，这是重回小学教书的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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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先见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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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26-4-15 1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