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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师半农
教书头两年,我二十出头,落脚在偏僻的农村小学。周末放假时偌大的校园全校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也没有可爱的小公主”,除了回老家,哪儿也去不了。
若不是暴雨泥泞、山洪阻隔,每周六下午骑车回家(那时候还是六天工作制),周一上午赶回学校。要是到家后开校前才下大雨,车就废了,只能徒步到校。父亲周一一大早翻出他多年前的长筒雨靴,叮嘱我穿上早早出发。
在我童年记忆里,这双长筒靴是家里唯一的"高档鞋"——那年月除了赤脚,冬天布鞋,夏天塑料凉鞋,皮鞋运动鞋都是只能远观不可亵玩的奢侈品。梅雨季泥泞天,不想光出门脚就得靠它,全家男女老幼共用——谁外出干的事重要谁才有资格穿。好不容易空置下来,轮到我穿,脚小鞋大,柴草堆里扯把干稻草垫进去,顺便保暖。靴子里冰冰凉,粗糙的稻草蹭着脚面,麻痒刺痛,直到被踩成渣才"习惯成自然",脱鞋时草渣黑泥糊满脚丫。这双鞋服役多年,被无数人蹂躏,黑塑料皮面泛白,鞋底快磨平,走泥路得咬着牙让脚趾蜷曲,指望增加点摩擦力。如今我好歹是个成人老师了,总不能挽着裤腿光着脚丫走到学校,碎石公路上的小石子还会硌脚得一蹦一跳,这双老靴子便再次发挥余热。戴着斗笠,提着生活用品,两个多小时风雨兼程到学校,孩子们既胆怯又好奇,远远看着我这一身雨一身泥的模样。
周末回老家,我彻底放飞自我。农闲时,要么在家与乡邻互帮互学,一起打小麻将——那时候麻将刚在农村兴起,我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与推动作用。要么跟家里人或者小伙伴去镇上赶集,或者跟同样分配到我老家临村小学教书的同班死党唐斌,一起逛街喝酒游荡。所谓喝酒,就是镇上小酒馆或路边摊,来份便宜小菜熟食,甚至就着一包咸干花生,配五块钱一瓶的"柳浪春"白酒。两个年轻教师就着酒精倾诉趣闻、感慨人生、畅谈理想,不时张望路过的帅哥美女,就是从来不探讨教书育人。
农忙时节,得跟父母大哥一起干农活。虽说工具还是那套简陋吃力的家伙,但家里毕竟有了四个教师、三个主要劳动力,按农村户口分的地也减少了(只有母亲、大嫂和晚一年毕业的二哥有地),不用请乡亲帮忙了。地里的作物早不是全家糊口的手段,只是口粮蔬菜和喂猪饲料的补充。我已经能挣钱了,虽然工资低,回家依然白吃白喝,偶尔帮父母干农活似乎天经地义。
长大成人后我的眼光不再懵懂狭隘,闲暇时开始懂得欣赏家乡。老家丘陵环绕、交通不便,但到处绿水青山、池塘沟壑、竹林村舍、蓝天白云、炊烟袅袅。四季农作物变换着田野的色彩:春天是大片金黄油菜花,一点不比今天的婺源逊色;夏天山坡上青绿转金黄的麦穗;秋天田间沉甸甸黄澄澄的稻穗,丰收景色令人欣喜沉醉;冬天田野荒凉,只有短短浅浅的小麦油菜玉米苗和杂草丛生的冬水田,但早晨经常浓雾弥漫,完全可以在里面捉迷藏,中午雾散,每个人都赶紧坐在露天下,享受短暂温和的阳光,身上心头暖洋洋的,所谓"蜀犬吠日",很有些魔幻色彩。冬天很少下雪,若下,哪怕指甲盖大小的雪花铺上薄薄一层,就是家乡的重大节日——大人手里团着小雪球乐呵呵笑,小孩子可以正大光明地不上课,在操场雪地里追逐奔跑。更重要的是,冬天是农闲时节,地里无活可干。包产到户,农民自种自收,温饱基本解决的同时,身体也自由了。不用像农业合作化时全年无休,没事也要集中开会学习磨洋工。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工具,乡亲们有事没事就吆三喝四赶集看热闹,每隔两天仓山古镇摩肩擦踵人山人海。可惜那时没手机没相机,若能拍下,一定比现在那些人为包装的古镇、摆拍的晒秋、烟雾器喷射的浓雾、演员扮演的老农、当道具的耕牛真实自然得多。
至于父亲,学校上课,放假后回到家里帮母亲干干农活,自留地打理自己种的蔬菜,实在没事,逗逗小猫小狗,钓鱼、拉拉二胡、练练毛笔字,看看书报。烟瘾依然不小,只是经济条件好了,他终于扔掉了水烟袋,抽上了纸烟,但最先买的也是最便宜的不带过滤嘴的纸烟,烟屁股烧到手也是舍不得扔的。他午觉是雷打不动要睡1个半钟头的,这是他一生的养生之道。父亲的爱好很大程度影响到了几个儿子,大哥最爱钓鱼,二哥曾经烟瘾也不小,我最爱看书,他一直喜欢看书,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很多年来,我对书店、书籍的兴趣远远超过别人,到别人家里做客,如果他家里很多书籍杂志,我如获至宝,比招待的大餐更令我欣喜。尤其喜欢政治、历史内的书籍和名篇名著、旅游风情。荷尔蒙旺盛的年代,没有女朋友,尤其迷恋带点“颜色”的书籍图册。又想起了初中物理老师教育我们的“书中自有颜如玉”,原来不一定是比喻,也有这种直接而客观的公用。
寒暑假时间长,父亲赶集最多也是陪母亲去才买一点家里需要的日常用品,赶集他既不坐茶馆、也不打牌打麻将、更舍不得去饭馆,他对农贸市场各种新奇的东西,永远保持好奇。之前精打细算的紧日子过得太久了,他关心每一种商品的价格,即使不买也要讨价还价搞懂行情,让小商贩烦躁不已。
虽然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参加工作,父亲还一直坚守着传统规矩,家里吃饭一定是坐上位,他没入座不能开吃外。再也没有儿女负担的他,此时他更加信奉“君子远庖厨”,从没看到他进老家的厨房烧火、切菜、煮饭,这个跟他之前住校带孩子,既当爹又当妈的表现,形成了强烈反差。
赶上农忙时节,父亲依然是主力,永远挑最大的粪桶,拿最大的锄头,天蒙蒙亮第一个下地,夜色迷茫最后回来。母亲也起得早,煮饭烧菜喂猪。我个子长高了不少,撒种施肥对我有点"大材小用"了。收割水稻、打油菜、掰玉米、挖红薯,甚至挑着粪桶爬上家对面的山坡——那里有我家一块承包地。虽说力气大了,但从小营养不良底子不行。有一次挑着满满一桶猪粪,沿途歇了三回,终于到后山地里,放下担子眼前一黑晕倒在地。父母丢下农具冲过来,母亲扶着我,父亲掐着人中大声呼喊,好半天我才醒来。把他俩吓坏了,马上叫我空手回家歇着。
还有一次跟母亲在对面山坡挖完红薯,每人挑两筐慢慢下山。天雨路滑,必须小心翼翼走过悬崖边的窄土路。母亲刚回到家,发现没有走在她前面的我的身影,家里人也说没看到我回来,吓得魂飞魄散——第一反应就是我摔下悬崖了。她小跑着原路返回,气喘吁吁爬到山崖边什么都没看到,稍微松口气。她不知道我走过那道悬崖后因为路太滑,绕远走了另一条分叉马路。等她心急火燎绕到后山马路,第一眼看到我正在竹林下放下担子喘气歇息。我看见满脸煞白、惊慌喘气的母亲,在看到我的那一刹那,眼睛发出的惊喜光芒。
周末干活的最大好处,是父亲一定会买好酒菜把几个儿子当外请的帮工对待。晚上汗流浃背回到家,母亲嫂子已烧好饭菜,大哥一两岁的儿子在街沿玩耍,牙牙学语憨态可掬。回锅肉、煎豆腐的香味飘满院落。父亲与我们擦洗换衣,围坐喝酒聊天。农村经过十几年发展,屋顶不再漏雨,墙壁不再透风,安上了电灯,大哥用教书攒的钱买了电视录音机。不再挨冻挨饿,饭桌上不用再啃光滑坚硬的猪大骨、喝玉米糊糊了。更高兴的是,面对已成为教师同行的儿子,父亲没有连篇累赘冠冕堂皇的说教和好为人师、吹毛求疵的指责,大家一起在饭桌上天南地北、家长里短,我终于尝到成人的滋味、平等的滋味。
"大儿锄豆溪东,二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笔下的农家闲适,此刻再现。父亲回忆往事,偶尔讲他小时候的调皮事:偷偷在邻居大爷水烟袋里放哑鞭炮拆出的火药,老头装上烟叶点燃准备猛吸,烟袋里呲呲火星四射浓烟奔腾,吓得丢掉就跑。学校里也早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互相检举揭发的场所了,同事间流行讲段子。父亲一时兴起也来一个:有个乡绅出资在老家小河上架了一座便桥方便通行,完工时有人开玩笑在桥头立上木牌,上写"烧火老汉(扒灰佬)禁止通行"。开通之日,同村几个大老爷们大摇大摆准备过桥,老实巴交的乡亲老王却突然闷声转身走下桥头。大家惊讶不已,为他为什么不一起过去?老王轻蔑地说:"你们莫哄我,真以为我不识字?!
酒酣耳热之际,父亲还当着母亲和儿子、媳妇滔滔不绝谈到自己的退休后的理想。随着改革开放,市场放开,老家村口除了传统的供销社售卖点,新增加了个体药店、打米站、私人小卖部。尤其是那个弯腰驼背的上沟一队外号“李驼子”的村民,用粗糙的条石在村口砌了一个不足5、6平米的瓦房,临马路开一个窗,就是一个小卖部,里面三层木头货架,专卖日常百货、糖果饮料、油盐酱醋,因为到镇上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本村到他这里买货的农民串流不息。父亲默默观察琢磨许久,越看越眼热动心。他兴致勃勃跟全家拆解“李驼子”的生意经:进货渠道、批发价格、零售利润、每月收入,按照他的测算,“李驼子”的月收入比他五倍工资不止。结论是,一个没有知识文化、又矮又驼的老农民都能挣大钱,等自己退休,也要开一间这样的小店,打死生意也不会比李驼背差。一家人听着他夸张的估算和乐观的判断,都不太当回事。父亲一辈子和书本学生打交道,读书人重义轻利,一头扎进生意堆里,总觉得别扭。况且家里本就没有经商基因,虽说解放前爷爷、大伯用勤扒苦做积攒的钱放过高利贷,并最终鸡飞蛋打,也算不得正经生意人。
用事后的眼光分析,父亲只看到“李驼背”生意红火、大把赚钱的快活,隐藏在暗处的东西,他看不到,也想不到。比如“李驼背”的以次充好、缺斤少两、专欺童叟,无赖乡亲的欠账不还、连偷带摸、假钞废币。家里人都以为父亲只是借题发挥,调侃而已。哪知道父亲“不说则已,说了就是钻磨眼一定要做到”的人生信条,几年后得到了验证。
家人围桌一起,喝酒聊天,热气腾腾,那一刻只有家庭之欢、天伦之乐。那种一起出力流汗终于干完重活后的释然,那种喝酒吃肉的坦然,就像父亲从小教育我们的——做人一定要先苦后甜,吃的苦越多,将来享受的甜也就越多。是的,风浪大鱼越大,彩虹总在风雨后,在我以后的人生中还会多次领悟到这个道理。
工作时间教书,闲时帮家里种地;走进教室是教师,挑着粪桶是农民;留长发穿流行服装是社会青年,戴眼镜拿粉笔又像知识分子。但是我永远离不开这种教师职业,永远离不开老家农村,按这状态发展下去,我的未来就是父亲的翻版,人生将是他过去的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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