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亲（连载）

先见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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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趣味

      为了节省粮食，减轻母亲的负担，我的大哥早在上学年纪就被父亲带到他任教的三村学校读书，跟他同吃同住，大哥小学毕业考上镇中学后，二哥也接着去了。因为从小就有了离开家，跟父亲漂泊的经历，这也养成了他们从小独立的性格和生活能力。

      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还没轮到我去父亲那所村小，父亲又一次开始了工作调动，从3村调动到了乡中心小学，任教初中语文兼班主任，我在家里一次次听到父亲跟人谈论调动的消息，不由得想，什么叫这里（调）吊到那里，是不是是不是脖子上拴跟绳子，从空中吊来吊去。

      1979年下半年，对于我来说，人生大事是我正式背着母亲帮我缝的红口袋书包上学了，对于农村来说，正式取消农业合作社，包产到户开始了，各家按照人口均分土地，自行耕种，除了上交公粮，其余为家庭所有。打破出工不出力的集体劳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调动起来。对于父亲来说，更大的事是中组部部长胡耀邦领导的平反摘帽运动大规模开始了，尽管什么也不懂，但我仍能记得有一天父亲放学回来，兴奋跟母亲说，学校今天宣布了，自己戴了几十年的地富子女帽子终于摘掉了，从不喝酒的父亲晚上破例喝了点酒，那种满脸红晕、欣喜激动、如释重负的语气与表情，至今浮现眼前。

     民以食为天，在农业合作社直到包产到户初期，因为老家人多地少，加上耕种技术落后，农村的温饱问题一直未来得到根本解决。我家因为子女多，加上缺乏干活劳动力，生活更加窘迫。我在10岁之前，没有穿过新衣，衣服都是穿哥哥姐姐剩下的，补丁到处都是，一年四季基本就两套旧衣服，夏天赤脚赤膊，寒冷的冬天，也是单裤单步鞋，没有秋裤袜子，毛裤毛衣更是奢望，最多一件厚厚的老棉布夹袄，所以一到冬天，耳朵、鼻头、手背、脚背，到处都是冻疮，一遇当天中午温度升高，奇痒无比。这还算好的，我在3、4岁之前，夏天经常一丝不挂，不是我喜欢裸体，是确实没有衣服可穿。5岁时候，我已经有了羞耻之心，上沟的大堰塘放水捕鱼，大人捕完后，我们小孩子在浅滩抓点小鱼小虾，我薄薄的短裤湿透后，大哥干脆让我全身赤裸提着装鱼的笆篓，大摇大摆跟其他人走在回家的大路上。迎面路过的大人都在笑我，我强装镇定，却用笆篓尽量遮挡自己的小雀雀。长大后，我还经常做梦，梦到自己在大庭广众、社会活动中下身赤裸、强装镇定却内心慌乱（在此申明：本人可不是暴露狂和露阴癖，呵呵），周公解梦里说，梦到自己全身赤裸说明命运通达，我却认为是小时候无奈裸体的阴影一直在潜意识里隐藏，时时投射到梦中。

       至于吃的，杂粮粗粮可以果腹，但很不扛饿，我们小伙伴便下河捉螃蟹、爬树掏鸟蛋，甚至用手指在土墙根下漩涡状的尘土里，抓到米粒大小形状的地牯牛，然后一口一个，这些就是蛋白质的来源。至于山上桑葚、刺梨、野地瓜、酸枣，地里还没长大的红薯、蚕豆、黄瓜都是最应季的水果，马桑子成熟的时候黑压压一粒粒压满枝头，我小心翼翼用背心包裹着一把果实，隔着布挤压吮吸甜甜的汁水，常常将背心染得团团紫红（希望小孩子不要尝试，估计也很危险）。听大人吓唬说，吃了果实里的马桑籽会中毒，解毒必须灌大粪催吐，不信？不久前哪里哪里又毒死了一个不听话的孩童。就是因为囫囵吞枣、不干不净、半生不熟的东西吃得太多，那时候的小孩子肚里大都有蛔虫，大人定期要买“宝塔糖”服用，其实是一种宝塔样带甜味的驱虫剂，吃完之后，屁股里会钻出条条比蚯蚓还粗大的白色蛔虫，现在想起来也恶心无比。

      肚子是可以想各种办法暂时填饱的，可是肉食很难得，一般一个月左右才能吃一次炒肉，平时粗瓷大碗里几乎都是素菜、咸菜、辣椒酱就稀饭、面条，油花花都很难看到。后来家家也养猪，等到过年才会杀年猪，猪都不大，一两百斤，而且要交一半给国家，叫做交公猪，这是交公粮之外的另一种农业负担。几十斤猪肉要招待帮助挖土浇地的村民，要待客人，要留着过年，坚持一年是比较困难的。平时都是抹上盐柏树枝熏好，做成腊肉挂在高高的房梁上，可以“望梅止渴”，直到开始生蛆也舍不得拿出来解馋。很久没粘油荤直咽清口水，到猪圈喂猪得时候，我不止一次动过拿刀子直接从猪屁股上剐一块肉来煎炒的念头。

     我说起小时候农村生活的状况，晚辈们要么茫然无知，要么觉得我夸大其词。一个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人，一个没有经过对比生活的人，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是常态，觉得生活从来就是如此。何尝不是这样，我小时候，因为乡亲、伙伴都是相同的家境、相同的物质生活，没有对比也就没上伤害，也没觉得自己有多可怜，痛苦与悲伤是短暂的，也是可以克服的，天真与快乐才是童年的主旋律。至于农民，几千年的历史，改朝换代、战争内乱、瘟疫饥荒，他们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习惯了忍辱负重、逆来顺受、苟且偷生，中国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是逼到死路的绝望之举，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改良社会的蓝图。更夸张的是，在全封闭的社会下，大规模的宣传洗脑后，当时也有不少人深信不疑，我们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地球上还有许多国家的老百姓等着我们去解放解救。

      在老一辈看来，尽管吃不饱穿不暖是当时的农村常态，但比起之前经过的三年大饥荒已经强了很多，衣服尽管陈旧补丁，但不至于衣不遮体，食物主要是红薯稀饭、玉米糊糊光头面，但不至于饿死。可是孩子们正在长身体阶段，他们的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的父亲比起完全种地的农民来说，每月固定有微薄的工资，除了给家里买青黄不接时候的口粮，还可以多少满足对肉食、副食的渴望。

      父亲每周六回家，尽管他在儿女面前威严不苟言笑，但还是能感觉到那种家庭快乐的气氛。因为父亲每周回来几乎都会给我们带回几颗糖果，一把花生瓜子，甚至一点肉食。那些所谓的肉食都是些价格便宜，有钱人家很不屑的，比如猪脖子下面那块那块软软肥肥的潮头肉，或者剔得光溜溜的猪大骨，脏兮兮的猪大肠，还有咬起来像塑料泡沫的猪肺。以至于每次父亲周末放学路过乡上的猪肉摊，杀猪匠都会揶揄地喊着，来，唐老师，猪肺大肠给你留着呢。

      但这些别人看不上的肉类，对于缺油少荤的我们来说，却是最好的美食。于是我经常盼望父亲回家，不是盼望他的爱，而是盼望他带来的惊喜，就像盼望即将到手打开的盲盒。

      于是周六黄昏往往出现这样的场景：屋檐下趴在狗窝的白狗突然一窜而起，边跑边兴奋地大叫，跳下街沿，穿过竹林，从家门口的田埂上一直冲刺到对面的马路，迎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它左右摇晃尾巴，上半身直立起来，搭在他伸出的双手上，或者围着身边左蹦右跳，汪汪汪高兴地叫个不停，我们知道，一定是父亲回来了。那个二八分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穿着泛白整洁的蓝布中山服，上衣口袋别着钢笔，左手提着一个装着教学资料的长方形黑色塑料包，就是周末回家的父亲。

      在那条忠实聪明的白狗引领下，我们小孩子也迎在院门口，怯怯地叫声爸爸，眼光却死死盯着他手上的食物。如果当天拎回来的是肥肠，父亲为了洗干净上面的猪粪，在灶屋门口的木盆里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结果，红烧出来的肥肠总还是有股异样的味道。（几年前在北京与一个外资企业淑女高管聚会，她说自己最喜欢吃肥肠，而且一定要带点异味的，才觉得特别香，旁边的人莫名其妙地看着她，只有我视为同好，深以为然，因为那是童年的味道、家的味道）。

      如果当天买回的是一大筐大小骨头，母亲淘洗后会放在曾煮过猪食的大锅里熬上半天，然后用筲箕盛好，放在桌子中间，全家人兴奋地围着，一块块小心细致地啃食着残留的瘦肉经络。啃过一遍还不忍放弃，等都吃完，几个小孩，还会将堆在自己前面的骨头来个二次复啃，啃得咬牙切齿、细致入微、不舍分毫。光溜溜的骨头还没有逃脱折磨，凡是有骨髓的腿骨、颅骨，找来砍柴刀、锄头、镰刀，甚至石头乱砸一气，就是为了吮吸到里面哪怕一点骨髓。一时间，家里乒乒乓乓打砸的声响，透过破败的瓦房顶和茂密的竹林，响彻云霄！

      父亲为了节约粮食，也为了填饱我们几个孩子的肚子，也想了很多的花样。他跟杀猪匠要来些猪血，掺杂一点花生仁和豆腐渣，做成一种黑乎乎的猪腰子大小的食品，一个个摆放在筛子里，挂在屋檐下历时半个月晾干，他说那叫血旺子，说自己小时候吃过，很好吃。不过，因为里面完全没有肉，加上掺杂的豆腐渣太多，花生仁太少，粗糙生硬，难以下咽。

      早餐大多是玉米糊糊，这玉米粉本来是混合猪草煮熟后喂猪的食品，但因为人吃的主粮不够，也只能克扣猪的细粮，好在猪的智商不够，也无法表达不满情绪。在一大锅水烧开后，慢慢把大碗玉米粉倒进去，不断搅拌以免干结，直到凝固成型，也便是我们的美味早餐。每次吃玉米糊的时候，父亲都要比赛谁吃得最干净。他首先做出示范，要点就是，碗底垫根筷子，让碗倾斜，顺着碗最低处的边缘吃，而且吃口越小越好，绝对不能碰其他位置，让玉米糊保持一个整体。顺着玉米糊的不断减少，将碗底不断垫高，高处的玉米糊慢慢挤压到嘴里。一直到最后一块，掠过碗沿，滑入口中，嘿，一个碗好像洗过一样，颗粒无染。他甚至叫我们从菜地里采来茄子的时候，叫我们剥下茄把子的表皮，混在西红柿、辣椒、豆角大锅菜里同煮。那东西不好吃，我知道父亲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食材，但我至今不明白的是，那玩意儿即使不扔，也少得可怜，似乎不必要那么慎重。

      父亲回家的晚上，吃过晚饭，母亲收拾碗筷，做家务。父亲照例像爷爷对他做的那样，跟我们几个小孩子讲规矩、礼仪、人生理想，我们老老实实围坐在小饭桌前，直到我支持不住，趴在桌子上睡着。如果照例邻居聚过来聊天，爸爸会跟他们交换抽着旱烟，因为纸烟是吃不起的。一个半尺长的竹节烟杆，下面吊着一个牛角烟袋，烟袋盖子也是牛角的，系绳上还有两三粒半透明的黄色珠子，听人说那是玛瑙，现在想来一定不是真的。每吸一次就要从烟袋里捻出烟丝塞满形似龟头的金属烟嘴，点烟时手里拿着一段洁白干燥的蓖麻杆，那玩意儿很神奇，只要一次点燃，火星就可以长久不灭，有时候看是熄灭了，只要半卷舌头对着一吹，唿噜，马上红红的火星乍现。

      邻居们坐在街沿的长木凳上，听父亲讲他知道的学校见闻，哪个老师的幼儿玩耍点燃了老家开山采石遗留雷管，手指炸掉几根，哪个老师的老婆生了个全身白色的兔子一样的怪物（白化病），或者国家大事，林彪、四人帮批斗揭露出来的秘闻，或者不屈不挠的四川老乡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从学校同事那里借来的一台小收音机，成了最稀奇的玩意儿，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着里面的任何信息，深感神奇。我也一直吃不准，那么小小的盒子，怎么能装那么多人，播新闻、讲故事、唱戏。

      星期天父亲也不闲着，在家左侧池塘边有块新开辟的半亩不到自留地，挖土、播种、施肥、除草、灌溉，里面有辣椒、茄子、西红柿、葱姜蒜、豆角、南瓜、黄瓜、包菜、白菜等各种各样的季节蔬菜，有的季节，父亲还种上向日葵、烟草，甘蔗，甚至地瓜，这些很稀奇，或者特别勾起人食欲的东西。

      我几乎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去菜地里看几趟，看各种各样的蔬菜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看果实一天天长大。我也乐意去园子里跨上个筲箕摘菜，不管或青或红，或长或短，或生或熟的蔬菜拿回家让母亲在大锅里乱煮一气，以补充粮食的不足。在我的印象里，西红柿吃的时候好像从来都是青色的。有时候偷偷在雨天后趁泥土松软，用手指刨菜地里看看地瓜是否已经长大；还没开始打霜，就着急折断一根尚未长粗的甘蔗。

      在我眼里，父亲一个受学生尊重的老师，是一个白净斯文的知识分子，能弄出这么多琳琅满目的蔬菜真是神奇。而我在菜园里一天几趟、流连忘返的经历，使我一生对植物、土地、田园亲切，对绿色、生长、收获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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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房造屋

　　解放后，外公仅有的三间草房分了两间给雇农居住，外婆跟母亲就住在一间带偏厦的老屋里。父母结婚时，外婆已经去世，但一间房子肯定无法承载不断出生的儿女，便想法加建了一间，两间又小又破的土墙正房，一个厨房加猪圈的矮矮偏厦，一个充当吃饭、社交、砍猪草、堆柴火的开敞式屋檐（四川话叫街沿），它存在了十几年，承载了六口之家，见证了一个个孩子的出生和成长。

　　打我出生开始，哥哥姐姐住在外面的堂屋兼卧室里，我跟父母睡在侧房，但当我2、3岁慢慢懂事，显然影响周末父亲回来的俩人夜半的欢愉。经不起好奇、恶作剧的乡亲邻居诱导，我绘声绘色地跟他们讲述半梦半醒间、似懂非懂的所见所闻，一度被母亲听到，从不发火的母亲，恼羞成怒，一个耳光，也直接取消了跟父母同床而卧的待遇。父亲回家的周末，我就只能跟姐姐睡堂屋上方堆放柴火的柴楼。在稻草或者麦秸秆上铺上薄薄的棉被，除了柴火针针尖尖的刺痛，还有蚊子的叮咬盘旋，晚上夜深人静，还能听到身边的老鼠愉快的追逐打闹、生儿育女。而且，因为柴火是需要不断搬到厨房去烧的，于是，我的卧房也不断改变位置、形状和卫生状况。

　　睡觉是个问题，最怕的还有刮风下雨。特别是夏天晚上，狂风吹过家门前的竹林，吹得微弱的煤油灯火东倒西歪，几度熄灭。如果正碰上吃晚饭，那就更惨。屋檐下无遮无掩，小饭桌上的煤油灯只能装在一个侧立的背风的木头升子（量米的方形器物，一升约5斤）里，才能在保住火苗动摇西晃却不至于随时熄灭。在闪烁的红彤彤的灯光下，在持续的紧张担心中，每个人都好像憋红着脸，等待着黑暗和风雨的暴击。

　　如果预感当晚要下雨，我跟家里的二哥，会在乌云密布的黄昏前，架上木楼梯，灵活地爬上屋顶，将稀疏的瓦片尽量东拉西拽，盖住每一个明显的缝隙。哪怕那片瓦已经支离破碎，也舍不得扔掉。而且我还要十分小心，因为房梁很细，瓦块下面竹排也有可能腐朽断裂，从屋顶掉下去的概率不小。缓慢地移动，谨慎地转身，在上面真的是大气也不敢出。偶尔我也会觉得自己就是小人书中的燕子李三，是飞檐走壁的高手。更多时候，战战兢兢地坐在屋顶的盖瓦上，看到稀稀拉拉、捉襟见肘的瓦片，仰望乌云密布的天空，心里幻想着，如果哪天我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买很多的盖瓦，密密麻麻，严丝合缝地将整个屋顶盖满。

　　显然，稀疏的瓦片是无法抵御狂风暴雨的。一遇到下雨，屋里便到处滴滴答答，乃至一泄如注，家里的用来接水的锅碗瓢盆摆满一地。最恐惧的是夏天半夜突降暴雨，雨水漏到床上，接水的盆子摆上床铺，人是没办法睡了。外面电闪雷鸣，闪电通过屋面的缝隙，投射在我惊恐的脸上，震耳的雷声仿佛就在头顶的屋面上炸响。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竟然只能躲在门框下，因为那头上有快一米厚的土墙，因为那里是唯一不漏雨的地方。如果漏水的地方正在墙头，我会听到墙上泥土被水冲下来垮塌的声音，于是更害怕，房子会不会突然倒了？相声演员郭德纲曾讲过一个家里漏雨的相声，说下大雨，家里漏得比外面还大，干脆一家人去马路上避雨了。尽管有夸张的成分，但对于有那种经历的我来说，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

　　长久以来，对于一生在老家田间耕作的农民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就是修房造屋，娶妻生子。父亲的婚姻大事解决了，但是住房的憋窄狭隘随着一个个孩子的出生，更加突出。小时候曾经跟家里雇的看牛匠一起住牛棚，然后全家辛苦劳作拼命攒钱准备扩建房屋，却在解放时功亏一篑，建一套能为全家遮风挡雨的住房成了父亲的执念和心结。小时候跟父亲回他老家探亲，翻过一个山头，远处山坳一座四五个开间、白墙黛瓦的住房让父亲羡慕不已，成为他口里的大户人家。

　　确实，在当时的农村老家，左邻右舍，竹编糊上泥做墙，几根柱子撑起茅房顶的比比皆是，条件好点的，才会有两三间土墙瓦房。山上因为开荒和曾经大量钢铁就地取柴，光秃秃没有一棵建房可用的大树，唯一不缺的，就是满院竹子、满地的泥土。

　　因为住房狭小，既要住人又要堆放大量的柴火杂物，这种房子的火灾隐患很大。我5、6岁的一个夏天，有天半夜突然被父母惊慌失措，大喊“遭了！”吓醒，睁开眼，漆黑的房间此时一片火红，还听到劈里啪啦的爆燃声音，把我吓得不行。原来是后排的邻居家失火了，我跟着父母，衣服也来不及穿便冲出房间，瑟瑟发抖站在家旁池塘边观看。邻居家的火焰已经冲上了房顶，整个山村都好像被点燃，闻讯跑来救火的乡亲，从池塘排到了屋顶，紧张忙碌地用水桶盆子打水接力。火最终熄灭了，但是整个房屋也基本化为了灰烬。屋顶塌了，木床木柜烧糊了，铺笼罩被烧没了，最心疼的，好不容易攒下来的两大担棉花也烧没了，这是全家收入的唯一来源。家彻底没有了，全家人哭喊不已悲痛欲绝，生产队里临时安排了一间灰屋（合作社用来堆放柴灰以作肥料用途），他们一家喊着眼泪从瓦砾堆里挖出没烧坏的锅碗瓢盆，这是他们唯一的家当，住进了这间连门窗都没有的土墙灰屋，一切从头开始，苦熬了十几年家徒四壁的生活。

　　住房是如此的重要，拥有一套宽裕舒适的住房，可以抵挡酷暑冰霜，可以庇护孩子们的成长，这也是每个父母的心愿。苦心人，终不负，包产到户的效果明显，两三年后，家家已经开始有些余粮了，月薪28.5元的父亲也攒了两百元巨款，多少有了建房的底气。于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1982年，父母左右盘算，终于下定决心，启动了一件家庭大事，修房造屋。

　　心心念念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对于整个家庭，甚至整个乡村，也是一件大事。尽管还是土墙，还是竹排瓦片，但增加了两个房间，便有了三个卧房，父母一间，姐姐一间，我们三兄弟一间，也有一个正式的客餐厅（我们叫堂屋，也是供奉神龛的地方），一个独立的厨房，一个偏厦猪圈。家里请人（泥瓦匠、木匠、夯墙的、挑土的），借粮借米（干体力活的需要中午吃干饭，费米），左邻右舍、亲戚也抽空来帮忙的，热火朝天。旧房子拆掉后一家人作为过渡搬到了生产队的保管室，就一间很大的仓库，全家人吃住在那里，还乱七八糟安置着粮食、家具和家禽。我睡的枕头上，长期会有鸡栖息，一时兴起，它们竟然还会洒下鸡粪。尽管那段时间很短暂，但至始至终，我都对曾睡在鸡毛鸡粪里有苦难言、愤愤不平。

　　好像修房子的是个暑假，父亲还有采购新房檩子横梁的重任，不过他叫上拖拉机从远方采购回来的木材，除了上面几根过得去，下面的不是瘦小，就是弯曲，木匠很不满意，家里人都责怪他又上当了。但我现在想明白，这件事跟眼光关系不大，跟财力倒是密切相关。

　　我最盼望的盖瓦终于也要解决了，家里请了泥瓦匠，在生产队的晒坝里做了满满一晒坝的泥胚，没有晒干的泥胚是是一个圆筒装，下雨前就赶紧一个个抱回后墙屋檐下，一个整齐堆砌，天晴了再抱出来晒，这是一个体力活，我抱着比我矮不了多少的瓦筒，跟大人一起搬进搬出，累的够呛。

　　晒干后，双手左右对应使劲一拍，瓦筒就按照之前预留的印痕裂成整齐的四块泥瓦片，码放整齐后，就在我们家旁边不远的瓦窑里烧制。烧一窑瓦需要几千斤柴火，密密麻麻堆满了窑前几十米的马路。一捆捆的柴火扔进熊熊的炉膛，腾起一米多高的火焰，窑顶上方冒出滚滚浓烟，一直到所有重重叠叠堆积高达3、4米的瓦片从下往上烧得通红，才能闭窑。就是用整块石板封闭巨大的灶门，窑顶覆土盖上，再加上挡土围栏，然后往里面加水，在顶部形成一个滚烫的水池。土坯瓦片在高温中经过几天化学变化，就会变成青色坚硬的瓦片。

　　但是，很不幸，烧窑的过程中，有人路过公路上的柴火堆，恶作剧地引燃了大堆柴火，火光漫天，好久才扑灭。后来有因为烧制、闭窑不当，烧出来的瓦要么粘合在一起，我们叫牛老壳，要么黑红色没有熟透，成品率不到50%。看来我对家里屋顶上严丝密缝的盖瓦梦想一时无法完全实现。

　　挖土、挑土、夯墙、劈竹、采石、伐木，各有分工，热火朝天，父亲只要没有晚上的教研会议，也会早早回家帮忙，挑土、掌墙（就是用厚重的木掌板使劲击打刚夯实的土墙内侧，让其平滑好看），晚上熬夜带着我们编竹椽阁（就是竹竿上密密缠上拧成绳的稻草，防止将来屋顶盖瓦打滑）。他周六拿出自己的画笔颜料，在阳光下耐心细致在光滑粗大的堂屋主梁上画上龙凤呈祥、艳丽无比的图案。

　　在匠人和邻里乡亲、家门亲戚的帮助下，终于墙体落成，要举行上梁仪式了。这是修房中的大事，选在凌晨3点，木匠、邻居、作法的人，全聚在没有房顶的土墙堂屋了，堂屋中间摆着一张破旧的方桌，方桌上摆着酒杯碗筷，还有几小蝶祭祀用的猪头肉。法师仍然是邻居唐二爷，这时候的他老婆去世，女儿出嫁，已经成了一个孤家寡人。除了独自种地养活自己，他新增了去煞、化水、驱病、除魔的本事，白发长须、不慌不忙、高深莫测，加上有模有样的招式，便义不容辞地担当了作法的重任。

　　粗大的彩色横梁两端用绳子拉着，焚香烧纸后，唐二爷左手端着碗神水，右手食指对着碗里指指点点、念念有词，示意站在墙上的人缓缓拉了上去，一直架上了堂屋中央最高的山墙顶。现场弥漫着庄严肃穆的气氛，还有凛冽的寒风和雾气，唐二爷接着抓着一只大公鸡，将鸡头向后拧紧两扇翅膀里，露出长长的脖颈，横切一刀，准备歃血祭天。也许是唐二爷年老体弱下手太轻，也许是那只公鸡身强体壮垂死挣扎，突然间竟然扑闪着翅膀从菜刀下努力挣脱，飞上了房梁，在大家的惊讶、惋惜声中，还拉下一大趴鸡粪，不偏不倚，正好掉在桌上祭祀的盘子里。唐二爷掩饰住尴尬，大声叫好，面对不解的众人，他粘着山羊胡须，自信而肯定地说，你们这个家庭，将来不得了，是会发混（粪）来财的！什么叫混来财？就是糊里糊涂、不知不觉也会发大财，一句话，乱搞乱发财！在场的众人对法师的话深信不疑，都羡慕地看着父母，母亲也松下一口气，转忧为喜，父亲也在半信半疑中，开心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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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用钢筋水泥打地基引用有误，那时候，是没有这些“高科技”的，地基是石头铺的，墙体之间的连接是长长的竹条，门楣也是木板或条石，夯土的时候，一并压进去。有人说土墙房子冬暖夏凉，也不过是种美好的想象，土墙厚度还行，但久了也会开裂，屋顶是稀薄的瓦片，通风透气，防晒凑合，保温堪忧。      要说这个瓦房最大的好处，就是夏天晚上，细雨打在瓦片上那种唰唰声，瓦檐水珠滚落地面的滴答声，密集而均匀，清脆而有力，不急不徐，或远或进，轻柔而浪漫，像母亲温柔的抚摸，像恋人耳边的低语，加上清凉的空气里，装进了山野田园草木淡淡的清香，静静地躺在床上，感受这一切，直到沉入温柔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