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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和老鼠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正式恢复，此前奉行的“十六字”升学方针也被推翻——“领导批准、学校审查”直接改为“高考自愿、择优录取”。这不仅重启了人才选拔通道，更标志着中国教育拨乱反正、尊重知识与人才的时代正式开启。80年代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了当时最响亮的口号。父亲压抑多年的情绪也在这时彻底流露：他对农村的艰苦闭塞、对农民的愚昧贫穷，充满了反感与厌恶。
为了激励我们跳出农门，他不惜用刻薄的比喻：农民就是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扛着太阳上山、背着太阳下山的苦命人。白天只图三顿饱，夜里只图眼睛眯（闭）。他甚至私下把油盐不进、爱占便宜、自私自利的农民称作“农豁皮”。
或许是前半生的遭遇，让他对这个阶层有了极端的理解。在他眼里，历朝历代，农民都是被压榨、被利用、被愚弄、被操纵的工具。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经济基础、没有政治话语权，没有精神追求，也从不思考人生的意义（当然，人生本就虚无），几乎只凭着本能活着（余华的小说《活着》对此有深刻的描述）。用王小波的话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用古斯塔夫・勒庞的说法，他们就是《乌合之众》。
可这些大道理，对年少的我毫无作用。我的足迹从未走出老家方圆五公里，最远只赶集到过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仓山镇。没有电灯、电话、电视、网络，村里难得放一次坝坝电影，翻来覆去不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里“我们和敌人”打得你死我活，就是《梁山伯》《白素贞》《秦香莲》这类古装戏里似懂非懂的悲欢离合。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一无所知，我眼里的大人视角就是干不完的农活，变换交替的四季农作物，随时的痨肠寡肚，哪来什么人间天堂、诗与远方？
小学四年级，老师让写作文《我的理想》，我竟写：“我要当一个现代化的农民。初三毕业填中考志愿，我填的是读农校学“农业技术”。连班主任老师都大吃一惊，问我是不是跟父亲商量过。别说商量，这两件事要是让父亲知道，我敢打赌，他非揍我不可。
如果我想把父亲写得伟岸高大，大可以编他从小勉励我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好本领，长大为祖国和人民做贡献”这类话——这些话，他一定对自己的学生讲过。可我搜肠刮肚，也不记得他对我亲口说过。即使真有讲过，大概也是言不由衷云淡风轻，不是眼含热泪饱含深情。
他骨子里认定：农民没出息，种地没出息，只有拼命读书，考上中专、大学，跳出农门，才能改变一生的命运。在这种急功近利的观念下，他对几个孩子的学习抓得极严，为达目的，甚至不惜动用武力。
那时候，我对父亲每周末回家有三怕：一怕检查作业，二怕挨打，三怕他和母亲吵架。
在外人眼里，父亲乐观、幽默、开朗，喜欢小孩和小动物，待人友善热情。可在我们几个儿女面前，他永远是一副严肃面孔，说话不是命令，就是责备。“打是亲，骂是爱”，是他的教育信条。只是他的“亲爱”太过频繁沉重，我们常常不堪重负、苦不堪言。
每到周六下午，只要听见家里的狗异常激动大声欢叫着冲出去，即便还没看见人影，刚才还活蹦乱跳、调皮捣蛋的我们，就像听见空袭警报，立刻跑回阶沿上的小饭桌坐好，慌忙掏出书本作业，掩饰心里的慌张。
为了烘托这紧张气氛，家在院落高处的远房二舅舅早早看到了父亲大路上走来的身影，立马站在屋檐下对着我家大放“消息树”，扯着嗓子大喊：“搞快点！猫儿回来了，耗子要糟了！”
真的糟了！我那时特别贪玩，家庭作业能拖就拖，能不做就不做；就算做了，也粗心大意、错误百出。而且我还有个怪毛病：当时每周只放星期天一天假，可我每上三四天课，就非要给自己再放一天。我大概是全国最早实现“双休日”的学生，对后来休假制度改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总找各种理由逃学：独自去玩水、玩泥巴、爬山。夏天成天泡在池塘里，或挖来湿泥像揉面一样揉捏，捏出各种建筑、小人；赤脚踩在冬水田里，用手修“蓄水库”、挖河、架桥、穿土打洞，完成我微型版的“水利工程”。我还当孩子王，带着没上学的小伙伴在山上捉迷藏、钻山洞、玩打仗——我至今痴迷CS，还总爱当指挥官排兵布阵，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底子。
我的班主任是村里刚退伍的年轻人，最擅长的教育方式就是打脸、扭耳朵。我是班上最调皮、学习最不认真的一个，挨的打自然最多。二年级时，我对他的体罚忍无可忍。一次考试，我鼓足勇气，在试卷边缘歪歪扭扭、模模糊糊写下：“肖老师，请你别打我！”结果换来的，是他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对我再次责罚示众。于是，逃一次课，我就知道要面临更狠的打骂，也就更不想去学校。
因为我频繁逃课，一向善良的母亲也忍到了极点。有一回，她叫上姨妈和肖老师，来到家里，用绳子把我捆住，一路挣扎着把我抬去学校。气急的母亲一边骂，一边用带刺的荆条抽我，可我硬是没哭一声。晚上回家，母亲一边帮我挑出头发里的木刺，一边难过地掉泪，责怪我：为什么要这么倔强？
父亲回到家，面对我残缺不全的作业、回答不出的问题，顿时恼羞成怒。这时，姐姐还会凑过来趁火打劫、雪上加霜，向父亲汇报我逃学的种种“事迹”。于是，我要承受的惩罚变本加厉。
我曾总结过父亲和肖老师打人的区别：主要在部位和工具。肖老师主打徒手扭耳朵，甚至能提着我的耳朵，把我从教室第一排拎到最后墙角。后来有人说我耳垂大有福，我知道，那是拜肖老师所赐。他有时背对我们在黑板写字，会突然猛地回头，手里一截粉笔精准砸向正在说小话的我，防不胜防——那是他在重温部队打靶、投弹的技艺。要是不巧失手，他会懊恼地走下讲台，用课本狠狠抽我。为了维护肖老师的“尊严”，我尽量不躲那支飞来的粉笔，最多让它偏一点，别打在脸上。
父亲则主要扇耳光，因为“材料随手可得”。但用力太猛，根据力的相互作用，他自己手也疼，于是改用木棍、绳索。有一次，他急得找不到工具，顺手捡起砍柴刀，朝飞快逃跑的二哥扔了过去。不知是手法不行，还是故意虚张声势，柴刀落在脚后跟一米远，把我们几个吓得魂飞魄散。那时候我暗自庆幸：还好他没有枪。因为他每次咬牙切齿骂我们，都会吼：“老子要是有枪，早就一枪毙了你！”（晚年时，父亲辩解：“我那时候打你们，是雷声大、雨点小，只想吓吓你们，心里其实舍不得。”）
儿女多、家境穷，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暴躁的父亲常会因为一件不顺心的小事就发火。父亲是火炮性格，一点就着，偏偏母亲也不是逆来顺受的家庭妇女。父亲刚一发作，母亲不服争辩几句，反而像一桶汽油里扔下个火星，他眼睛瞪圆，气势汹汹，大声武气，歇斯底里地怒骂和恐吓。最极端的时候，他一生气，竟会把整个饭桌掀翻，碗筷撒满一地。看到我们几个小家伙吓得大哭，母亲也停止争辩，父亲的怒火才慢慢平息。
但在我记忆里，无论吵得多么剧烈，他们从没有真正对打过。唯一一次，父亲拿着一根扁担要打母亲，母亲也毫不示弱，顺手拿起一根更长更粗的钎担，父亲在堂屋大门外进攻，母亲在大门内防守，形成严重对峙局面。正当我们吓得哇哇直哭，以为一场流血冲突在所难免时，他们突然意识到在一帮孩子面前太过失态，立刻放下“武器”，转怒为笑，上演了一场化干戈为玉帛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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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先见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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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26-3-20 2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