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趣味
为了节省粮食,减轻母亲的负担,我的大哥早在上学年纪就被父亲带到他任教的三村学校读书,跟他同吃同住,大哥小学毕业考上镇中学后,二哥也接着去了。因为从小就有了离开家,跟父亲漂泊的经历,这也养成了他们从小独立的性格和生活能力。
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还没轮到我去父亲那所村小,父亲又一次开始了工作调动,从3村调动到了乡中心小学,任教初中语文兼班主任,我在家里一次次听到父亲跟人谈论调动的消息,不由得想,什么叫这里(调)吊到那里,是不是是不是脖子上拴跟绳子,从空中吊来吊去。
1979年下半年,对于我来说,人生大事是我正式背着母亲帮我缝的红口袋书包上学了,对于农村来说,正式取消农业合作社,包产到户开始了,各家按照人口均分土地,自行耕种,除了上交公粮,其余为家庭所有。打破出工不出力的集体劳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调动起来。对于父亲来说,更大的事是中组部部长胡耀邦领导的平反摘帽运动大规模开始了,尽管什么也不懂,但我仍能记得有一天父亲放学回来,兴奋跟母亲说,学校今天宣布了,自己戴了几十年的地富子女帽子终于摘掉了,从不喝酒的父亲晚上破例喝了点酒,那种满脸红晕、欣喜激动、如释重负的语气与表情,至今浮现眼前。
民以食为天,在农业合作社直到包产到户初期,因为老家人多地少,加上耕种技术落后,农村的温饱问题一直未来得到根本解决。我家因为子女多,加上缺乏干活劳动力,生活更加窘迫。我在10岁之前,没有穿过新衣,衣服都是穿哥哥姐姐剩下的,补丁到处都是,一年四季基本就两套旧衣服,夏天赤脚赤膊,寒冷的冬天,也是单裤单步鞋,没有秋裤袜子,毛裤毛衣更是奢望,最多一件厚厚的老棉布夹袄,所以一到冬天,耳朵、鼻头、手背、脚背,到处都是冻疮,一遇当天中午温度升高,奇痒无比。这还算好的,我在3、4岁之前,夏天经常一丝不挂,不是我喜欢裸体,是确实没有衣服可穿。5岁时候,我已经有了羞耻之心,上沟的大堰塘放水捕鱼,大人捕完后,我们小孩子在浅滩抓点小鱼小虾,我薄薄的短裤湿透后,大哥干脆让我全身赤裸提着装鱼的笆篓,大摇大摆跟其他人走在回家的大路上。迎面路过的大人都在笑我,我强装镇定,却用笆篓尽量遮挡自己的小雀雀。长大后,我还经常做梦,梦到自己在大庭广众、社会活动中下身赤裸、强装镇定却内心慌乱(在此申明:本人可不是暴露狂和露阴癖,呵呵),周公解梦里说,梦到自己全身赤裸说明命运通达,我却认为是小时候无奈裸体的阴影一直在潜意识里隐藏,时时投射到梦中。
至于吃的,杂粮粗粮可以果腹,但很不扛饿,我们小伙伴便下河捉螃蟹、爬树掏鸟蛋,甚至用手指在土墙根下漩涡状的尘土里,抓到米粒大小形状的地牯牛,然后一口一个,这些就是蛋白质的来源。至于山上桑葚、刺梨、野地瓜、酸枣,地里还没长大的红薯、蚕豆、黄瓜都是最应季的水果,马桑子成熟的时候黑压压一粒粒压满枝头,我小心翼翼用背心包裹着一把果实,隔着布挤压吮吸甜甜的汁水,常常将背心染得团团紫红(希望小孩子不要尝试,估计也很危险)。听大人吓唬说,吃了果实里的马桑籽会中毒,解毒必须灌大粪催吐,不信?不久前哪里哪里又毒死了一个不听话的孩童。就是因为囫囵吞枣、不干不净、半生不熟的东西吃得太多,那时候的小孩子肚里大都有蛔虫,大人定期要买“宝塔糖”服用,其实是一种宝塔样带甜味的驱虫剂,吃完之后,屁股里会钻出条条比蚯蚓还粗大的白色蛔虫,现在想起来也恶心无比。
肚子是可以想各种办法暂时填饱的,可是肉食很难得,一般一个月左右才能吃一次炒肉,平时粗瓷大碗里几乎都是素菜、咸菜、辣椒酱就稀饭、面条,油花花都很难看到。后来家家也养猪,等到过年才会杀年猪,猪都不大,一两百斤,而且要交一半给国家,叫做交公猪,这是交公粮之外的另一种农业负担。几十斤猪肉要招待帮助挖土浇地的村民,要待客人,要留着过年,坚持一年是比较困难的。平时都是抹上盐柏树枝熏好,做成腊肉挂在高高的房梁上,可以“望梅止渴”,直到开始生蛆也舍不得拿出来解馋。很久没粘油荤直咽清口水,到猪圈喂猪得时候,我不止一次动过拿刀子直接从猪屁股上剐一块肉来煎炒的念头。
我说起小时候农村生活的状况,晚辈们要么茫然无知,要么觉得我夸大其词。一个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人,一个没有经过对比生活的人,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是常态,觉得生活从来就是如此。何尝不是这样,我小时候,因为乡亲、伙伴都是相同的家境、相同的物质生活,没有对比也就没上伤害,也没觉得自己有多可怜,痛苦与悲伤是短暂的,也是可以克服的,天真与快乐才是童年的主旋律。至于农民,几千年的历史,改朝换代、战争内乱、瘟疫饥荒,他们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习惯了忍辱负重、逆来顺受、苟且偷生,中国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是逼到死路的绝望之举,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改良社会的蓝图。更夸张的是,在全封闭的社会下,大规模的宣传洗脑后,当时也有不少人深信不疑,我们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地球上还有许多国家的老百姓等着我们去解放解救。
在老一辈看来,尽管吃不饱穿不暖是当时的农村常态,但比起之前经过的三年大饥荒已经强了很多,衣服尽管陈旧补丁,但不至于衣不遮体,食物主要是红薯稀饭、玉米糊糊光头面,但不至于饿死。可是孩子们正在长身体阶段,他们的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的父亲比起完全种地的农民来说,每月固定有微薄的工资,除了给家里买青黄不接时候的口粮,还可以多少满足对肉食、副食的渴望。
父亲每周六回家,尽管他在儿女面前威严不苟言笑,但还是能感觉到那种家庭快乐的气氛。因为父亲每周回来几乎都会给我们带回几颗糖果,一把花生瓜子,甚至一点肉食。那些所谓的肉食都是些价格便宜,有钱人家很不屑的,比如猪脖子下面那块那块软软肥肥的潮头肉,或者剔得光溜溜的猪大骨,脏兮兮的猪大肠,还有咬起来像塑料泡沫的猪肺。以至于每次父亲周末放学路过乡上的猪肉摊,杀猪匠都会揶揄地喊着,来,唐老师,猪肺大肠给你留着呢。
但这些别人看不上的肉类,对于缺油少荤的我们来说,却是最好的美食。于是我经常盼望父亲回家,不是盼望他的爱,而是盼望他带来的惊喜,就像盼望即将到手打开的盲盒。
于是周六黄昏往往出现这样的场景:屋檐下趴在狗窝的白狗突然一窜而起,边跑边兴奋地大叫,跳下街沿,穿过竹林,从家门口的田埂上一直冲刺到对面的马路,迎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它左右摇晃尾巴,上半身直立起来,搭在他伸出的双手上,或者围着身边左蹦右跳,汪汪汪高兴地叫个不停,我们知道,一定是父亲回来了。那个二八分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穿着泛白整洁的蓝布中山服,上衣口袋别着钢笔,左手提着一个装着教学资料的长方形黑色塑料包,就是周末回家的父亲。
在那条忠实聪明的白狗引领下,我们小孩子也迎在院门口,怯怯地叫声爸爸,眼光却死死盯着他手上的食物。如果当天拎回来的是肥肠,父亲为了洗干净上面的猪粪,在灶屋门口的木盆里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结果,红烧出来的肥肠总还是有股异样的味道。(几年前在北京与一个外资企业淑女高管聚会,她说自己最喜欢吃肥肠,而且一定要带点异味的,才觉得特别香,旁边的人莫名其妙地看着她,只有我视为同好,深以为然,因为那是童年的味道、家的味道)。
如果当天买回的是一大筐大小骨头,母亲淘洗后会放在曾煮过猪食的大锅里熬上半天,然后用筲箕盛好,放在桌子中间,全家人兴奋地围着,一块块小心细致地啃食着残留的瘦肉经络。啃过一遍还不忍放弃,等都吃完,几个小孩,还会将堆在自己前面的骨头来个二次复啃,啃得咬牙切齿、细致入微、不舍分毫。光溜溜的骨头还没有逃脱折磨,凡是有骨髓的腿骨、颅骨,找来砍柴刀、锄头、镰刀,甚至石头乱砸一气,就是为了吮吸到里面哪怕一点骨髓。一时间,家里乒乒乓乓打砸的声响,透过破败的瓦房顶和茂密的竹林,响彻云霄!
父亲为了节约粮食,也为了填饱我们几个孩子的肚子,也想了很多的花样。他跟杀猪匠要来些猪血,掺杂一点花生仁和豆腐渣,做成一种黑乎乎的猪腰子大小的食品,一个个摆放在筛子里,挂在屋檐下历时半个月晾干,他说那叫血旺子,说自己小时候吃过,很好吃。不过,因为里面完全没有肉,加上掺杂的豆腐渣太多,花生仁太少,粗糙生硬,难以下咽。
早餐大多是玉米糊糊,这玉米粉本来是混合猪草煮熟后喂猪的食品,但因为人吃的主粮不够,也只能克扣猪的细粮,好在猪的智商不够,也无法表达不满情绪。在一大锅水烧开后,慢慢把大碗玉米粉倒进去,不断搅拌以免干结,直到凝固成型,也便是我们的美味早餐。每次吃玉米糊的时候,父亲都要比赛谁吃得最干净。他首先做出示范,要点就是,碗底垫根筷子,让碗倾斜,顺着碗最低处的边缘吃,而且吃口越小越好,绝对不能碰其他位置,让玉米糊保持一个整体。顺着玉米糊的不断减少,将碗底不断垫高,高处的玉米糊慢慢挤压到嘴里。一直到最后一块,掠过碗沿,滑入口中,嘿,一个碗好像洗过一样,颗粒无染。他甚至叫我们从菜地里采来茄子的时候,叫我们剥下茄把子的表皮,混在西红柿、辣椒、豆角大锅菜里同煮。那东西不好吃,我知道父亲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食材,但我至今不明白的是,那玩意儿即使不扔,也少得可怜,似乎不必要那么慎重。
父亲回家的晚上,吃过晚饭,母亲收拾碗筷,做家务。父亲照例像爷爷对他做的那样,跟我们几个小孩子讲规矩、礼仪、人生理想,我们老老实实围坐在小饭桌前,直到我支持不住,趴在桌子上睡着。如果照例邻居聚过来聊天,爸爸会跟他们交换抽着旱烟,因为纸烟是吃不起的。一个半尺长的竹节烟杆,下面吊着一个牛角烟袋,烟袋盖子也是牛角的,系绳上还有两三粒半透明的黄色珠子,听人说那是玛瑙,现在想来一定不是真的。每吸一次就要从烟袋里捻出烟丝塞满形似龟头的金属烟嘴,点烟时手里拿着一段洁白干燥的蓖麻杆,那玩意儿很神奇,只要一次点燃,火星就可以长久不灭,有时候看是熄灭了,只要半卷舌头对着一吹,唿噜,马上红红的火星乍现。
邻居们坐在街沿的长木凳上,听父亲讲他知道的学校见闻,哪个老师的幼儿玩耍点燃了老家开山采石遗留雷管,手指炸掉几根,哪个老师的老婆生了个全身白色的兔子一样的怪物(白化病),或者国家大事,林彪、四人帮批斗揭露出来的秘闻,或者不屈不挠的四川老乡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从学校同事那里借来的一台小收音机,成了最稀奇的玩意儿,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着里面的任何信息,深感神奇。我也一直吃不准,那么小小的盒子,怎么能装那么多人,播新闻、讲故事、唱戏。
星期天父亲也不闲着,在家左侧池塘边有块新开辟的半亩不到自留地,挖土、播种、施肥、除草、灌溉,里面有辣椒、茄子、西红柿、葱姜蒜、豆角、南瓜、黄瓜、包菜、白菜等各种各样的季节蔬菜,有的季节,父亲还种上向日葵、烟草,甘蔗,甚至地瓜,这些很稀奇,或者特别勾起人食欲的东西。
我几乎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去菜地里看几趟,看各种各样的蔬菜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看果实一天天长大。我也乐意去园子里跨上个筲箕摘菜,不管或青或红,或长或短,或生或熟的蔬菜拿回家让母亲在大锅里乱煮一气,以补充粮食的不足。在我的印象里,西红柿吃的时候好像从来都是青色的。有时候偷偷在雨天后趁泥土松软,用手指刨菜地里看看地瓜是否已经长大;还没开始打霜,就着急折断一根尚未长粗的甘蔗。
在我眼里,父亲一个受学生尊重的老师,是一个白净斯文的知识分子,能弄出这么多琳琅满目的蔬菜真是神奇。而我在菜园里一天几趟、流连忘返的经历,使我一生对植物、土地、田园亲切,对绿色、生长、收获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