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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岁月
1966年，父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姐姐刚满两岁，第二个孩子，一个男孩却在出生不到三个月因为感染，不幸早夭，初为人父人母的父亲，在悲欣交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除了继续批斗之前的“地富反坏右”，更重要的目标是打倒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当权人物首当其冲，最大的当然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刘少奇大跃进后为缓解农村饥饿推出的“三自一包”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铁证），他们被诬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罢官批斗，甚至失去人身自由。最小的，中小学校长，公社干部、生产队长也不能幸免。主要由大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小将”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他们冲动而热情，无知而无畏，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砸烂一切传统文化，破坏一切政府机构。工厂停工闹革命、学校停课搞串联、农民对着领袖画像早请示晚汇报，各个单位、家庭也分成几派，以革命名义相互揭发、互相仇恨，到处是绿军装、红袖章、忠字舞、大字报、批斗会、大串联……..在继续革命的名义，全国一度混乱无比。
30多年后，我任教的学校有个老教师，在一次聚餐多喝了酒，打开封存的往事，绘声绘色地讲到自己红卫兵时代的经历：他们一起去成都附近部队驻地抢军车、抢枪械库，当时的军队对这些 红卫兵小将也是一味忍让，不敢强力抵抗，抢夺军车的过程中，大家一拥而上，推来攘去，他终于爬进驾驶室抢到了方向盘，但驾驶技术确实毛躁，手忙脚乱中当时就压死了一个同伴；几个人去国营饭店，吃完饭没钱结账，他不慌不忙从地上的挎包里掏出一挺机枪架在饭桌上，饭店所有人吓得魂飞魄散，经理马上答应既然是毛主席的客人，只要在账单上签个字就可以。不需要健壮肌肉光头纹身，不需要粗言秽语暴力威胁，大杀器一亮，霸王餐来得就是那么容易。
父亲所在的学校当然不会是一片净土，校长主任都被拉出来批斗，父亲的上级加连襟胡主任当然不能幸免，押到主席台上，剃了阴阳头，带上纸糊的一米高帽，被两人后背反架，使劲把头压下去，号称“喷气式飞机批斗”。父亲跟其他教师站在台下，既不能检举揭发、落进下石，更不敢两肋插刀、打抱不平。地主崽子的成分又被翻了出来，之前大伯父遭受的毒打也历历在目，在这种又一次的全国性运动面前，个人的尊严无从谈起，个人的命运也交付他人。父亲内心的谨慎、卑微、压抑可想而知，于是忍辱负重，默默地教书、学习、生儿育女。
但是，这也有个好处，1967年，老家中江县组建了两个红卫兵派别，一个是东方红兵团，一个是继光兵团，前者是天不怕地不怕誓要砸烂当权派狗头的造反派，后者主要是想维持现有局面的企事业单位职工组成的保皇派，朝鲜战争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妈妈邓芳芝推举为后者的精神领袖。后来两派大鸣大放大辩论谁也说不服谁，那就从文斗转向武斗，1967年，双方各组织成百上千人队伍在中江广福镇旁的要道、玉江河畔的太阳山大打出手，军工厂抢来的步枪机枪、自制的土枪手雷、梭镖滚石，你来我往，杀声震天，打的你死我活，伤亡者摆满了广福医院。当那两年大规模械斗、抢枪、开枪杀人，父亲在老家武斗现场偶尔流弹的尖啸声、撕心裂肺的喊杀声、造反派同事学生的流血伤亡中，心惊胆战，却又躲过一劫。
唯一一次，父亲跟几个同事趁早去仓山赶集，半路被隐藏的几个持枪的造反派抓住了，被人指认，说他是保皇派的人物，于是五花大绑、一路打骂被押送到造反派驻地，关押在一个黑屋子里。
父亲一个人被反锁在屋子里，听到隔壁房间传来棍棒声、咆哮声、惨叫声、嚎哭声，吓得瑟瑟发抖，几个同事早就跑得无影无踪，叫天不应、叫地不宁，父亲甚至做好了被处死的准备。
也算福大命大，等待审判的下午三四点时分，有人从门缝里送一晚稀饭进来，透过依稀的门缝光线，送饭的人认出了父亲是新开寺的本家，也是小时候的玩伴，几句简短、急促的交流后，对方告诉他，造反派大队长凑巧出去了，马上要回来审问他。悄悄打开门，叫他赶紧逃跑，而且一再叮嘱他绕开队长回来的大路。
父亲千恩万谢，连滚带爬、绕着路，一口气翻山越岭，到天黑尽了，才敢抹黑走进家门。母亲那时候正抱着才2、3的姐姐，在家里坐立不安，心急如焚，失神落魄、大汗凌厉的父亲终于出现在眼前，死里逃生，两人不禁相拥大哭。
文革有漫长的十年，不仅在城镇、在学校，批斗会在老家那个农村也开始上演。这个时候，以前的大队干部、生产队长也被轮番批斗，批斗的组织者，也是所谓的贫苦农民。
贫下中农是解放前最低微卑下的农村穷苦人，除了勤吃苦耐劳，但普遍没有文化，见识浅陋，尽管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甚至一度被推举为个别岗位领导，但工作能力、组织方法、批斗技巧、语言艺术很成问题，难当大任。村革委会成员唐明光住在一间茅草房中的隔壁邻居，解放前四兄弟靠着身强力壮，从广福石龙场搬到这里，靠租赁别人家无心或无力耕种的田土生活。解放后，均分地主的田地、家具、房屋，他们便在这里扎下了根，唐二爷还娶到了一个本村单亲寡妇。
唐二爷皮肤黝黑、短小精干、山羊胡须、光头上常年戴着一顶瓜皮小帽（头顶中央留着铜元那么大一块毛发，并编成老鼠尾巴大小的尺长辫子，盘在头顶，从来密不视人，不是文革后某一天，我趁他不备，恶作剧掀开帽子，头顶的秘密大白天下，在场所有人绝对没想到这个之前最彻底的无产阶级竟有满清情节）。他除了干活，闲暇时间喜欢抽着长长的旱烟馆，漫无边际、拖沓重复地讲各种神话故事、鬼怪传说（四川话叫冲壳子），因为他60多岁的年纪，排行第二，大家都叫他唐二爷，文革结束后，更老的唐二爷恢复了他懒散悠闲、老实本分的农民天性，夏天傍晚，劳作之余，我们几个小孩子最爱坐在竹林下的石阶上，缠着他讲天南海北的故事，在我们眼里，冲壳子才是他最本真最可爱的一面。
唐二爷解放初在地主批判大会上就闹了个笑话，工作组召集村里全体农民大队部开会，集体控诉本村王家大院王姓地主解放前剥削佃农、雇农的罪行。宣传鼓动的话讲了一大段，打倒地主恶霸的口号也喊了好几遍，轮到在台下昏昏欲睡的唐二爷上台发言，唐二爷捋着山羊胡须，慢吞吞地说：这个王地主确实坏，具体坏在哪里呢……比如说吧，收麦子的时候他叫我们去帮工，除了工钱外，每顿都有豆腐和肉吃，特别是那一大碗腊肉，又香又肥，大块大块的，吃到人都酿到了，还一个劲地要我们吃，现在想起来还流清口水……还没讲完就被干部哄了下去。
唐二爷讲的话不合时宜，但未必不是事实。听母亲说，王姓地主本来已经被仓山区公所盼了死刑，但村子里以田木匠为首的二十多个贫下中农却集体到区公所上访求情，说王地主几十年来买卖公平，没欺负过穷人，相反还修桥铺路，做过好事，强烈要求人民政府刀下留人。最终王地主保住了性命。谁说老家农民全都软弱愚昧，骨子里知恩图报、好打抱不平，也是大部分四川人的共性。
继续回到唐二爷。过去批斗会上发言的教训不能忘，唐二爷趁父亲周末回家，虚心向他请教批斗经验。正好在学校里被运动抛弃，身怀安县整社经验，又经常学校台下旁观批斗会的父亲，一下觉得有了用武之地，便开始大肆介绍经验，并答应参加第二天的批斗大会。
尽管没读过什么书，但母亲这个时候表现出了她睿智成熟的一面。她是不会相信那些看着她长大的村干部、队干部有什么十恶不赦的罪名的，加上自身也是富农子女，也属于落后群众，对这些批斗会议都是能躲则躲，能避则避。
当晚，母亲关好房门，在“卧谈会”上对父亲苦口婆心，说不要得罪这些所谓的当权派，不要配合去乱扣帽子，乱打棒子，我们家里在这个山村无权无势，将来还得依靠这些乡亲们。
好在父亲听进去了，第二天，装着突发胃病，在床上大声呻吟，唐二爷喊了好久都起不了身，只能悻悻而去，自此以后，父亲对任何批斗、揭发会议都更加消极。文革结束，这批被打击的所谓走资派、当权派重新上台，可以想象他们对之前加害者的痛恨和敌视。而因为母亲的善良、宽厚、扶弱济贫，我们全家，一直蒙受乡邻力所能及的照顾和关心，这就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积善之人必有余庆。
“文革”前夕至文革中期，父母一共生了5个儿女，其中排行第二的男孩因为生病几个月后就夭折了。但在那个人多力量大，鼓励多生产的年代，死一个孩子，不是问题。没有任何避孕结扎措施，也没有这方面的政策宣传和鼓励，那时精神生活跟物质生活同样匮乏，没有电，没有电器，连照亮的煤油也紧缺，放假回家，每天都是早早关门睡觉，夫妻床上生活便成了唯一的娱乐方式，怀孕便是夫妻娱乐后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只要身体健康，似乎可以无休止的地生下去。母亲曾经很为儿女成群如何养大忧虑，父亲却以大无畏的语气说，怕什么，我老爸生了十几个子女，还不是一样抚养成人？幸好，在我出生后不久，开始宣传计划生育种种好处，并接着对偏好多子多福的乡亲们采取严厉的避孕措施，父亲惨遭结扎，母亲也终于取得了内心的安定。
我四岁那年，1976年8月，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逝世，我赤着脚光着屁股站在家门口的马路上，看到村口用松柏、纸花扎上的巨型牌坊，还看到一队队穿着绿色军装、戴着大红袖套的从门前马路上走过的红卫兵，他们眼含热泪、垂头丧气。也听说在村上组织的毛主席集体追悼大会上，家住我家对门的田二妈哭得尿湿了裤子。10月，“四人帮”被逮捕，也间接宣告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末路。
1976年“文革”结束时，父亲已经被调动到了离家20多里的3大队（村）小学教书，担任教研组长，相当于负责人，每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尽管依然教师工资微薄，尽管农村依然还是农业合作社，尽管全家依然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但父亲从报纸新闻中，从学校组织的政治学习中，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时代要转向了，至于怎么变，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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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先见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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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26-3-9 2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