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调查： 邛崃地名历史集（连载） 作者（执笔）凡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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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调查老地名故事之：

                                                                            邛崃的数座东岳庙
                                                                                                  凡丁
       东岳庙又名岱宗庙。杜甫有诗：“岱宗夫如何，其鲁青未了。”此处的岱宗即泰山。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以大一统的国家名义封禅泰山，此后出现了祭祀泰山神（注）的东岳庙，因泰山在五岳中位于东方。
       东岳庙的方位应当在所在城市的东方，但是在邛崃市境内已知有近十处东岳庙，分别在临邛城西、东、北方向，更有一处岱宗（东岳）庙远在数十公里外的高何乡。
       究其原因：       位于高何乡的岱宗庙（即东岳庙），是因为唐代以前，此处曾经设置过长松县。民国《邛崃县志》载：“城西九十里高兴场，濒河……西路场镇至此尽矣，由此上镇西山，山路约四十里，明时镇西山千户所废衙故址，石基在中间。一根枞地方，有岱宗庙，即唐之长松废县也。”
       城西葫芦湾处的东岳庙，对照邛崃地图，对应的是隋至元代火井县城—油榨场的东岳庙。因油榨（包括今火井镇）一带在汉代时即发明天然气煮盐法，故于隋大业十二年（616年）设火井县（包括今平乐镇、水口镇等范围），县治所在今油榨场，元初撤销火井县建制，并入邛州管辖，置县史共达689年；
       万石坝以南（原“拱辰公社”十大队）的东岳庙，对照邛崃地图，对应的是元代以前的临邛城（包括秦筑临邛城和西汉末年所筑的“公孙述城”，位置都在今西河两岸）之东岳庙；
       前进镇的东岳庙，明代临邛城市向东、向南扩迁，出现了第四坐东岳庙，即现今前进镇境内曾有的东岳庙。
       另外，邛崍历史上人口比较多而集中的场镇如桑园、火井、平乐、宝林等，亦曾在场镇之东建有东岳庙，所以桑园镇东的东岳庙，应是桑园镇的东岳庙，其余类推。
       注：泰山神又称为东岳神，为道教所封，东岳神据说是黄飞虎。
       相传，姜子牙帮助周武王伐纣建立西周后，分别敕封众功臣为神，其中黄飞虎被敕封为泰山之神。
       除东岳庙外，邛崃的其它道教寺庙和儒教、道教合一，或者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寺庙亦供奉东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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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人一个

凡老，邛崃的有些人家龙门子外立一长条石一一泰山石敢当，这有啥子说法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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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人一个 发表于 2018-4-24 10:51
凡老，邛崃的有些人家龙门子外立一长条石一一泰山石敢当，这有啥子说法不呢？

老凡我知道一点，但说不太清楚，经“搜狗”如下：
泰山石敢当，是民间禁压不祥的神物，上古之时有很多禁忌和崇拜，石崇拜就是其中很特别的一种崇拜。
将小石碑（或小石人）立于桥道要冲或砌于房屋墙壁，上刻（或书）“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之类，在民间甚为流行。2006年6月，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关于“石敢当”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史游的《急就章》：“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颜师古注：“卫有石蜡、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敢当，所向无敌也。”颜氏认为，石是姓，敢当为所向无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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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调查邛崃鼓楼系列故事之：
                                                                            鼓楼的称谓和作用
                                                                                                 凡 丁
       鼓楼亦称钟鼓搂、谯楼、城楼、县楼，设在城门上或者城市中心。
       曰城楼者，有一些戏词如《空城计》诸葛亮唱：“我正在城楼观动静，耳听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幡影，原来是司马懿发来了大军。”瞭望哨敌是其功能之一；
       曰鼓楼、谯楼者如剧中人常唱：“耳听谯楼五（或更）鼓响”，说明鼓楼即谯楼，报时是其功能之一；
       曰钟鼓楼者，说明报时不仅可用鼓，而且还用钟，邛崃的鼓楼上原先就有一面大鼓和一口铁钟，故名钟鼓楼，并安排专人守护，战争时警报军情，太平时期主要是针对火灾以及治安险情的警报。
       而民国时期的更夫们，则分别住在八宝街、大同街、天庆街的更楼上，时辰一到，便都在鼓楼口集中，然后各往四街出发打更报时；
       说县楼者见诗词，如北宋文同任邛州通判时，有《县楼独酌》诗：       向晚无公事，身如太古闲。县楼明月照，樽酒对南山。
       放意利名外，游心天地间。生来不能饮，到此学酡颜。
       诗中的“县楼”，应是城门上的谯楼。一是谯楼属县之建筑，二是诗词用语的平仄对仗要求。
       南宋时陆游就登上过临邛谯楼第三层，留下《登邛州谯楼》诗：
       登邛州谯楼，门三重，其两偏有神仙张四郎画像，盖张隐（于）白鹤山中。
       浮云在脚底，千里在眼前，攀跻忽至此，倚柱眩欲颠。       车马细如蚁，纷纷衢路间，嗟汝何为者，驰驱穷岁年。
       我本澹荡人，此心实爱闲。向来出处际，不愧咫尺间。
       风吹哦诗声，十里摇西山。悬知老仙翁，为我一粲然。
       以上两首宋诗说明，和平年代的邛州谯楼又可作为观景之用。
       邛崃的鼓楼在历代战火中屡毁屡建，现存的钟鼓楼净高约13米，为清代咸丰5年（1855）重修。并遗留有明嘉靖41年（1563）铸造的、直径124厘米大铁钟，上有铭文：“晦明有节、愚顽自省、作息推时、夙夜匪懈。”说明和平时期的钟鼓楼用于作息推时和治安防范。
       而东、南、西、北以及小南门城楼，更多承担着军事防御、哨敌、瞭望的作用。故鼓楼、谯楼和城楼、不能截然划分，因而《现代汉语词典》对谯楼的注解是：1、城门上的瞭望楼；2、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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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调查邛崃鼓楼系列故事之：
                                                                       半截曾在天里头的钟鼓楼
                                                                                                  凡 丁
       为了凸显钟鼓楼高瞻远瞩的功用，古时候规定民居建筑高度不允许超过衙门的高度，而衙门的高度又低于谯楼的高度，故建设在城市中心的钟鼓楼就格外显得巍峨而高耸。
       由于邛州城位于平原边缘，高于城内其它任何建筑和城墙的钟鼓楼，从城外老远处观察，只能见到半截隐隐约约出露在蓝天白云或远山黛色的背景之中，故民间流传：“邛州有座钟鼓楼，半截藏在天里头。”这样夸张而写实的独特景观，一度成为邛州城一张亮丽的名片。
       钟鼓楼原先在城中心十字口（向称鼓楼口），随着城市发展而出现交通拥堵，1957年9月，县政府组织工程队将它移到“瓮亭公园”大门内南侧，1987年又将它迁移到文君广场前。
       方法是拆下外侧12根楼柱及辅建物和楼瓦，用千斤顶将四根主楼柱同时抬升地面，分两行垫上整条厚木板并用绳索加以固定，木板下面塞以许多圆木段，还在木板及四根楼柱上固定多处杠杆，杠杆上捆着红砂石条块，指挥者用口哨指挥工人按压杠杆，并且随时调整两边石头的重量和人数多寡，共同合理施压。
       于是这座鼓楼在圆木的滚动下，一点点地、并且转弯抹角地移至所需位置，然后再将所有辅件、屋瓦复原。
       第二次搬迁时，16根柱脚有不同程度腐朽，便将它们“截肢”后复原到原先高度，安置于1.2米高的石台上。
       如今曾经“半截藏在天里头”的钟鼓楼，在现代参天大厦的映衬下不再巍峨，而是龙钟。              敬请明日关注：邛崃更夫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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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调查邛崃鼓楼系列故事之：
                                                                               邛崍更夫旧事
                                                                                                 凡 丁
       1965年以前，有四位更夫从晚九点起，风雨无阻地每隔两小时，同时向四条主街出发报更一次，直至次日凌晨五点。报更时，更夫左手提油壶子照路，右手有节奏地敲锣：“钽”表示头更；“钽、钽”为二更；“钽、钽钽”是三更；“钽、钽、钽钽”是四更；“钽、钽、钽、钽钽”是五更，约凌晨5时。
       解放初实行宵禁时，更夫边鸣锣、边呼喊：“头更了，各人回屋瞌睡了！”若是通知参加集会，便边敲锣、边呼喊：“五更了，各家各户起床煮饭了，吃早饭要开群众大会了！”
       快过年时打二更提醒：“年关了，各家各户，小心火触，要饱水缸、饿灶脚，谨防撬狗儿（小偷）进屋呃。”
       或者通知：“各家各户把扬尘吊吊打扫干净，明天要检查卫生啦！”
       这些从今天眼光看，算得上政府公务员的更夫，皆以设在大同街、天庆街、八宝街处的更楼为家，但是没有薪饷，更夫们便有一种传统的特权：每当逢场天，他们会不声不响地来到各个摊点前，摊主会主动施以一些菜品、小食、肉类等。或者自己动手拈取一点他们想要得到的物品，盛于打更用的铜锣凹面，而摊主却从不拒绝。因为更夫们从不贪得无厌，绝不多拿多占，够吃就知觉，而那面铜锣无疑就是他们的身份证明。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起打更废除，但有集会或政府重要通知时，仍由更夫敲锣通告。
       四个更夫中有一个名“陈娃儿”的更头，约生于同治5年（1866），卒于1961年，一生跨过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朝代中的：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和新中国低标准时期，享年约95岁。他的本职是打更，但遇有死刑犯执行斩首，宰下的头颅都由他负责挂在鼓楼四檐下示众，至晚收下保管，次日再挂，如此日复一日，直到死者家属认领为止；
       陈娃儿又是丐帮头，全城乞丐都听他的招呼，如果哪家大户有红白喜事，先要找陈娃儿进行“勾兑”，陈将“勾兑”的好处与众乞丐分享，于是主家清静体面地将喜事顺利进行下去，否则，成群的叫化子找上门去又是打金钱板、又是唱莲花落、打霸王鞭（注）地被闹腾得没完没了；
       如果哪家有丧事，更夫们便是随喊随到的抬丧工；
       如果哪家孩子走失找到陈娃儿，陈便安排更夫们往各条街上打锣直至找到孩子。
       当然，在以上“差事”中，更夫们会得到适当的报酬，而打更时偶见有失落地面的钱物也是收入来源之一。
       更夫中最小的一个名陈茂堂，棉花街人，废止打更以后，陈茂堂从事扫街工作。1987年前后，陈茂堂去世，终年约85岁。
注
       霸王鞭：一种民俗舞蹈用的管状道具。
       将一根长约4尺，直径约2厘米（笛子粗细）的黑竹，除保留竹节外，在每节的两边对称掏空，把2、3个铜钱穿于一节铜丝，然后固定于掏空的竹管内，每串铜钱间的距离以互不碰撞为准。然后将竹管髹柒，两端饰以缨络，称为霸王鞭。
       舞者或男或女，使用时口唱小曲，边舞、边蹈、边跳，同时随着歌舞节奏，两手交替舞动（或两手各持一根）霸王鞭，有规律地分别以两端击打于两肩、两手臂、两腿、胸、臀部和脚后跟，使其发出铜钱碰撞的“萨啦喇”声响，喜庆的同时让人眼花缭乱。（目前在邛崍地区已经失传，电视上偶见。）

邛人一个

更夫看来都比较长寿，可能和他们每天都走路煅炼有关系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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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人一个 发表于 2018-4-27 14:16
更夫看来都比较长寿，可能和他们每天都走路煅炼有关系哦。

好像是，还有可能是他们不愁吃喝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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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调查尘封历史之：
                                                                   解读邛崃文化地标—城隍庙街区
                                                                                            凡 丁  唐文栋
       根据史料记载，以原城隍庙为中心的：城关粮站西仓库、学道街、考棚、鹤山书院、邛崃中学、卓王孙宅（瓮亭公园）乃至十方堂、文脉堰在内的区域，从秦汉时期起，就开始形成为邛崃的历史文化街区。

       一、关于卓王孙宅与临邛旧县
       秦灭赵后，将赵地的冶铁世家卓氏迁徙至临邛县，卓氏经过数代人对冶铸、陶器、码头和丝绸之路的经营，到汉武帝时期，卓王孙便富甲一方，而且敢于名曰“王孙”。
       唐.《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宋.《太平环宇记》均载：“卓王孙宅”在当时的临邛城—张若城（西桥以北、西河以西）“城南五里”的地方，包括今十方堂一带在内，共有“基方十里”（十平方里）的面积，在此区域内“耕者往往得铜钱。”而作为军事城堡的张若城仅只宽一里，长二里，“城周回六里”。
       因为卓氏经营所涉及的领域很广，雇佣的劳工（当时称为僮仆）成千累万，所以卓王孙给女儿的陪嫁中才会有僮仆八百人。
       由于卓氏劳工（僮仆）成千累万，其中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大大超过了农业人口，其工商业经营一直延续到宋，南宋时陆游尚亲眼所见人们将“竹炭”车载马驮进城，用于炼铁，还夸赞邛窑的白瓷“轻且坚”，省油灯省油过半。
       因而原基方十里的卓王孙宅，在清初以前的史学家眼中将其视为城市，在宋以后至清康熙时的史志称为：古城、临邛旧县、州南旧县，把土地坡一带的山称为：古城山。
     《现代汉语词典》对“城市”的释义正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种城市类型，笔者认为是“别城”——相当于现代城市中规划出的经济开发区（工、商业），所以没有城廓。类似的情形，在相邻的崇州，历史上也有一座被称着“分州”的别城。
       那座并没有城廓的古城，便是史籍中记载过的：包括居处、厂、场、店铺、码头、田地、山林等共“基方十里”的卓氏产业园区——“卓王孙宅”。
       唐时，卓王孙的居处成为一处名胜风景，被称为“水亭”。到了明初，因挖池塘发掘出“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宏腹，脚有籀文，皆贮五铢钱”的卓氏钱瓮两个，“州人因建亭以藏之，名瓮亭”；清早期时，瓮亭又两次更名：“一名大公亭，州牧戚延裔所改也。一名观雨亭，州牧觉罗续林所改也”；清嘉庆时，由于临邛八景中的“翠阁秋阴其阁久废，”便将“州左（的）观雨亭”当作“翠阁秋阴”的代景点；民国以后复名为古瓮亭；建国初又以古瓮亭为中心称为新公园；二十世纪初称为“瓮亭公园”至今。
       而城关粮站西仓库，乃是旧时的卓王孙宅范围，如今紧邻着瓮亭公园。
       过去，在研究文君文化时有一种现象：重女儿卓文君，轻老子卓王孙，当说到卓文君时浓墨重彩，说到卓王孙时，普遍地不是轻描淡写，便是把卓王孙想象成为目光短浅、自私自利、不顾女儿幸福、光会巴结县令的土财主，有的剧目还把卓王孙刻画成丑角，千百年来，卓王孙的形象被大打折扣！
       其实，卓王孙不仅是成功的企业家，作为人父，他更考虑的是女儿的幸福，在司马相如没有驷马高车回成都前，除了补给文君一大笔嫁妆外，还将家财平均分配给包括卓文君在内的子女们，说明两千多年前的卓王孙是开放而包容的。
       况且，没有卓王孙那有卓文君？！没有开放而包容的卓王孙，哪有后来为汉帝国开疆拓的司马相如？！没有卓王孙，哪有卓王孙宅？！没有卓王孙宅，哪会形成明清以来的临邛城市格局？！没有卓王孙，哪有邛崃的陶、铸文化？！……
       附录：
       晋.常璩《华阳国志》载：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栏。”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卓王孙宅在州南五里。”
       宋.《太平环宇记》载：“卓王孙宅在州南五里，基方十里，耕者往往得铜钱。”
       清.康熙《邛州志》记：“在州南旧县中有卓氏钱瓮。明初城中掘出，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宏腹，脚有籀文，明时掘地得二瓮，皆贮五铢钱，乃卓氏宅址。州人因建亭以藏之，名瓮亭。”
       清.嘉庆《邛州志》载：“翠阁秋阴，今无有也，八景缺一，特将州左观雨亭（瓮亭）以补之，此写景之意也。”
       民国《邛崃县志》载：城隍庙前夹石路之池塘，其西，池心有八角亭，唐之水亭旧址也，一名古瓮亭，因卓氏钱瓮而名也；一名大公亭，州牧戚延裔所改也；一名观雨亭，州牧觉罗续林所改也。

       二、文脉堰和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关系
       文脉堰之水穿城关粮站西仓库而过，在明弘治间即形成“谚云一脉灌三池”的景观。
       今考：2004年复建北门城楼时，在“御（渔）桥”前挖掘出奠基石，奠基石上纪年为“明壬子”，即1492年，与“明弘治间，知州董杰楷书‘临邛文脉’四字立碑”记载相符，距今526年。
       当时，即明成化十七（1481）年冬，县官姚垲（言旁）开始发动民工将木竹栅栏改筑成土城墙的工程，历时近11年完工，此时的知州董杰，便期望新临邛城文脉绵长，因而手书“临邛文脉”四字，将碑立在新牌坊以西一带。
       据清.嘉庆《邛州直隶州志.杂誌志》引《旧志》曰：“邛州西百步有池塘……昔名瓮亭，今更名观雨亭，由州西北角穿城凿沟，引水连灌三池，上池即观雨亭（今瓮亭）前池，中池在治西南明杨伸花园内，下池即治南圣（文）庙前泮池（月儿塘），明弘治间，知州董杰楷书‘临邛文脉’四字立碑。万历间，知州卢中华更立。有三桥……中桥名文脉桥，在正西街。谚云一脉灌三池，即此。”
       但是，此“由州西北角穿城凿沟，引水连灌三池”的“文脉堰”之水，早在唐代就有了！
       唐代的临邛城即公孙城，是西汉天凤年间（公元14至19年）的导江（指都江堰）卒正公孙述所修，为邛崃历史上的第二座城——史称的：公孙述城。
      ［注：公孙述城在今君平广场为中心的一带，存在于西汉末年至明初（公元14至1376年）］
       据史料载，元朝末（1361）年，明玉珍（红巾军统军元帅）入川占据成都，自号‘陇蜀王’，接着成立夏政权即位称帝，改元天统。1365年其子明昇继位，明洪武九（1376）年被明将汤和灭亡（在邛崃，同时）‘夷其（公孙城）城堡’，（还将邛州）‘降县附嘉。’（按：嘉定州，现今乐山市）”史称为“临邛废县”。
       东汉到元末明初之间，公孙述城是县或州治所在地，而包括十方堂在内的“基方十里”的原“卓王孙宅”范围，因是工商业区和居民稠密区，史籍将其称为“古城”或者“临邛旧县”。
       为了方便叙述，笔者将其称为：十方城。
       而明清以来的临邛城，则是“十方城”的一部分，所以清康熙时，将县治以外的原“十方城”其余部分，称其为“州南旧县。”
       唐人曾将“十方城”中西汉时的“卓王孙宅（居所）”改为一处景区，景区内因此有一座“唐之水亭”，而唐之水亭水源即后来的文脉堰支流。
       再往上推，“唐之水亭”在西汉时就应当存在！因为这儿曾经是富比王侯的卓王孙府邸，府邸中有一处自家园林，园林内有引自古东河水源的水亭，并非稀罕之事。
       无论是唐之水亭还是西汉水亭，到明.成化十七年，县官姚垲（言旁）发动民工，将用竹子与木头栅栏圈起来的第三座临邛城—明初城，改筑成土城墙时，便形成了“由州西北角穿城凿沟，引水连灌三池”的文脉堰。
       其实，文脉堰的功能不只是“引水连灌三池”，文脉堰本身是一项水利工程，当明成化十七（1481）年冬扩筑临邛城时，首先是把“文脉堰”水源作为护城河，其次才“由州西北角穿城凿沟，引水连灌三池。”在“连灌三池”的同时，还灌溉了拱辰、东安、前进、固驿和宝林一片田畴。而此项水利工程，应推溯至先秦时期：
       据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公元前318年的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司马错力主：“蜀有杰、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供兵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
       颇有战略眼光的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做了一个长达百年的战略规划：对巴国怀柔、对蜀国强征后作为根据地，然后向东消灭楚国而一统天下。
       原因是楚国当时非常强大，要想灭掉楚国并非一战之功，故首先到蜀地修筑了邛崃、成都、郫县三处城池，还在巴地修筑了江州（今重庆市）作为军事基地，利用蜀地水网训练水军，另一方面从中原移民至蜀地发展农、工、商业，以作战略物质和财力准备。
       当时蜀地气候虽然得天独厚利于农业，但是江河横流、水泊密布，要旱涝保收还需水旱从人，因而公元前256至公元前251年，秦又派李冰任蜀郡太守，主持兴修了举世瞩目的都江堰。还“通正水道，疏浚今成都的府河、南河、岷江水系的邛崃白沫江、火井江、崇州文井江……并凿烧开乐山乌尤、凌云二山和宜宾境内的岷江大滩礁岩。”
       此后蜀地农业空前发展，有了充足的战备粮后，秦军于秦始皇时期的公元前223年一举灭掉楚国，又在公元前221年最后灭掉齐国，终于统一了天下。
       基于以上史实，作为秦国在四川的四大战略基地之一的古临邛，为了发展农业，在李冰时期兴修的水利便成为都江堰灌溉系列工程之一，此应为文脉堰的前身。
       虽然当今的文脉堰取水口在林凤庵和赛凤庵（皆在汽车64队以上的河边）之间的西河上，但是，西河是因明末清初战乱，邛崃有66年无人烟，在无人修护东河的情形下决口而改道西河的。
       所以清以前，文脉堰的取水口应在东河的“五墩子”（又名王沱）处。
       临邛城区西北高、东南低，古人利用地形开凿文脉堰，并由许多支流形成水网，所以，文脉堰的重要作用是确保农业生产水旱从人而旱涝保收。因而旧时的文脉堰，灌区除城区、城周以外还有前进、宝林、固驿的部分地方。
       文脉堰的水资源利用还有谷物的加工，诸如冉水碾、朱水碾、杨水碾、张水碾、乌龟凼等碾磨房随处可见。
       综上所述，文脉堰与其前身—都江堰水利系列工程之一，无论从军需还是民生的角度看，意义都极为重要，当然主要体现的是邛崃悠久的农耕文化文明。

       三、城隍庙宇群与宗教文化
       1、城隍庙简述：
       邛州城隍庙始建于明隆庆三（1569）年，清康熙二十（1681）年，知州黄复生重建。乾隆二十六年知州段以信增修，光绪七年重修。（见清.嘉庆《直隶邛州志》第十卷和2016年初掘出的《重修城隍庙碑纪》）
       根据“康熙二十年知州黄复生重建”而不是新修的提法，还有清.嘉庆《州城图》标注的前城隍庙位置，在学道街尽头以西隔几座庙宇的地方，即善恶坝（讹传为常绿坝）。
       又根据清.康熙《邛州志》载：公孙述城在“城隍庙右侧，高垠直下，路口土城是也”来综合判断：明隆庆三年始建的城隍庙，也在善恶坝。
       厘清以后应是：明隆庆三（1569）年，城隍庙“始建”在善恶坝；清康熙二十（1681）年，知州黄复生在原地“重建”城隍庙；乾隆二十六（1761）年，知州段以信易地“增修”城隍庙在今知位置；清光绪七（1881）年，因“庙倾圮……先后捐资者有八百人”，又在今知位置“重修”城隍庙。（见《重修城隍庙碑纪》）
       1951年，为因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进军西藏，邛崃政府同意将城隍庙改建成仓库作军粮贮备，称为庙子仓，现称：城关粮站西仓库。
       邛崃城隍庙由前殿、正殿、后殿、两侧回廊及中间走廊组成，如田字形。其中后殿供奉城隍老爷和城隍娘娘，正殿是阎王殿，前殿和两侧回廊是阴曹地府中的十殿，正殿后回廊陈列碑刻和以川剧剧目：目莲救母、刘石氏打杈、清风亭等，川剧演员为原型的人物造型。（参考李正伦回忆图）
       庙南有一座戏台名“电章台”，应出自川剧《清风亭》中的折子戏〈雷打章继保〉其造型象征清风亭。
       根据调查：城隍庙东边还有一座将军庙（又称武庙），西边有一座奶奶庙，背后的北边有一座土地庙和秦三庙，另外有可供休憩的煖阁。《重修城隍庙碑纪》亦曰：“祠在城西……右则有僧庙（及）其它煖阁（可设炉取暖的由大屋分隔的小屋子）数座。”
       此外，城隍庙南面还有胡公祠、白衣庵、湖广会馆等，前公园内的图书馆、文化馆和民国时的大众食堂亦都为庙子，加上城隍庙西南始建于南宋、迁建于清代的鹤山书院，以及城隍庙东边明代的玉皇观（前北街小学），在清晚期的临邛城西北角，逐渐形成以城隍庙为中心的约十座庙宇群落。
       2、关于佛教、道教、儒教的产生年代
       有成都理工大学学者张如柏、张玉玉根据在商代（公元前1600—1046）的广汉三星堆中，惊现出佛像、佛头，载体有玉牙璋、玉璧、象牙、牛胛骨等，还在一尊高1.85m的玉（石）器上，看到有双手合一（佛教）与双手合拱（道教）的人物在一起，此外还有玉石做的佛像头，在古蜀国还发现了玉巫师人等现象认为：佛教的起源可能在中国四川广汉古蜀国，自远古时代开始，古蜀国佛教就十分流行，当时可能是道教与佛教合在一起的，它们都起源于巫教，而后随时间推移，信仰有些差异而分道扬镳。
       而释迦牟尼出生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与出生在中国春秋时期的儒家孔子时代相当，说明佛教可能是由古代的商道（丝绸之路）或民族迁徙之路从中国四川传至印度，转而传回中国的。
      （以上是张如柏、张玉玉二位学者提出的佛教“出口转内销”的观点，详见：《四川广汉古蜀国惊现佛像实物及佛像载体的重大意义——对佛教起源的新思考》）
       3、儒、佛、道教场所
       庵、庙、祠、堂、院、馆、宫、殿、观、府，分别为我国佛教、儒教、道教的传教修行的场所，在东汉以后泛称为寺庙。
其中庵为女尼修行的场所，如：普照庵、大悲庵；寺为男僧修行的场所，如：白马寺、龙兴寺、盘陀寺；祠为家庙或者祭祀有德的公众人物，如：张祠堂、李祠堂、铁祖祠、天罡祠；堂为寺或庵，如：十方堂、黄鹤堂；院为儒家传习场所，或者儒教、佛教合一的场所，如：鹤山书院、尊经书院、鹤林禅院；殿为儒教、佛教、道教合一的场所，如桑园通泉殿、水口合江殿；馆、宫、观为道教场所，如十方堂的事城馆、新津纯阳馆、成都青羊宫、青城山上清宫，邛崃玉皇观；府：天府。“首见于《周礼•大宗伯》，其中说：‘天府掌（国家）祖庙，［如皇帝陵、望丛（蜀王蚕丛）祠］之守藏，凡国之玉镇大宝藏焉’。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是以形容成都平原富裕，而对‘天府’一词加以引用的。”
      （注：“”符号内文字，引用自《四川广汉古蜀国惊现佛像实物及佛像载体的重大意义——对佛教起源的新思考》）
       以上是一般而论，但是如：孔庙、文庙供奉的是孔子；武庙供奉的是关羽；川主庙、二郎庙供奉的是李冰父子；城隍庙供奉的是各类英雄豪杰；也有高庙子、王庙子、杨庙子等家庙性质的庙子。
       特别是城隍庙中的城隍老爷，全国各地并无特定，但都是人们敬慕的英雄人物，或是民族英雄戚继光、文天祥，甚至是民间见义勇为者。当地人将他们当成守护所在城市的安全保卫之神来加以供奉，所以城隍庙属于道教性质的场所。
       根据调查：城隍庙东边的将军庙（又称武庙）供奉的是关羽。还有新丼大宗寺、金龟山棲凤寺，前殿亦供奉关羽，而两旁是十殿（大宗寺后殿是观音）推断：城隍庙后殿中供奉的城隍老爷原型即关羽。因为关羽为蜀中名将，忠勇可嘉，深受四川人民爱戴。
       4、关于“十殿”
       劝人行善、惩恶扬善，是儒佛道三教的基本教义和信仰，因此，城隍庙又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场所。
       城隍庙和有些寺庙（如喻坎的龙拱山寺、金龟山的棲凤寺、新丼的大宗寺）中的十殿和阎君，与庙中供奉的主要人物如：城隍老爷、孔子、佛祖、道教人物，并无直接的关联。同时十殿与阎王殿又在显著的位置，有些喧宾夺主。但是显而易见的、阴森恐怖的艺术渲染效果，利于宣传六道轮回和因果报应。
       十殿造像旨在警示世人：人在做，天在看，要多多行善积德、孝悌力田、尊老爱幼、安分守己、遵守公序良俗、敬畏天地神明等，否则死后将会进入地嶽中的十殿，逐一被施以各种酷刑惩罚，然后阎罗王根据其在世间的不良记录和悔罪程度，进行不同的发配，或投胎六畜、或投生人世，或者被打入十八层地嶽，永世不得翻身。
       反之则可位列仙班，早生天界。投生人世的，则或为下人，或成名流、或富或贫，或贵或贱……正如诤言：“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我国的宗教信仰源远流长，每逢盛世皆庙宇广布，信徒趋之若鹜，上至皇宫贵胄，知识分子，下至士农工商，平民乞丐，都有精神寄托的地方。
       但是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数次灭佛运动，对佛教造成灭顶之灾。最早最大规模一次是晚唐的唐武宗会昌佛难，至迟最彻底一次是“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所有寺院宫观荡然无存。其毁掉的不只是艺术，更多损毁的是信仰和精神！后果是一些人天不敬、地不怕，神不畏，寡廉鲜耻，还由于缺乏信仰，精神空虚而浑浑噩噩，呈现犯罪率增高并年轻化的趋势。
       从这点上说，在打造庙子仓时，聘请四川美院师生塑造十殿中的人物，是有条件和必要的，因为宗教也是一种文化，不仅能起到教化作用，也能带动地方旅游业。

       四、文化地标上的近现代名人
       1、鹤山书院与城隍庙遗事
       明清城护城河之水从城西北角穿城而过，被明弘治间知州董杰命名为文脉堰，并楷书“临邛文脉”四字立碑，不仅是期望临邛城文脉绵长，而且是有根据的。因为这条在唐代就有的水亭（明时瓮亭）之水源以西，在明代由州府将位于金龟山的鹤山书院，迁建于书院街。此后邛州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所以，将这条穿城而过的水流称为“临邛文脉”，是再恰当不过的！
       鹤山书院始建于南宋时期的白鹤山中，首任山长魏了翁。明正德十三年，州牧吴祥定将鹤山书院迁建于今城关粮站处，后迁南街，再迁书院街，最后一任山长为清光绪翰林院学士高玉台。
       迁建在书院街时，由理宗（1225-1264）御书的“鹤山书院”牌匾挂于大门首，魏了翁榜书的“云吟山”三个斗大的磅礴大字匾额，悬于书院二门首。该匾长约3.3米，宽约2米，厚约20厘米。用两塊金丝楠木以三根楔子嵌入背面拼接而成。通体漆黑色，字体描金。
       1934年抗日战争前夕，城隍庙之武庙（供奉关羽，亦称将军庙）被用作成都陆军军官小学学前培训，1937年作为眉山专区出川抗战将士培训基地，同时将鹤山书院用作住宿，学员经过培训先后奔赴抗日前线。
       当时临邛文化名人张开阳、蔡月岩、顾俊卿等为了保护了翁遗物，将“云吟山”牌匾，秘密移送至清初修建的童生考棚殿堂屋架最高处隐匿。
       1984年，当邛崃一中拆除考棚，修建教学楼时，“云吟山”匾额惊现，该校学生唐文栋火速报告邛崃县文管所，所长魏郎和杨玉光先生闻讯赶到现场，边抚牌匾边泪流满面地喟然叹道：“这是今见的了翁先生唯一遗物，它传承和见证的是临邛文脉啊！”
       为了抢救这一珍贵文物，在时任邛崃县长董朝永紧急指示，将此匾移放到邛崃县文管所保存。
       2、清代童生考棚和考棚街、学道街
       考棚街、学道街，皆获名于街北的清代邛崃考棚。由于考棚街紧邻考棚，故名考棚街；又由于清代的学政衙门设在现今瓮亭公园门内，此街遂名学道街，两街相连，皆是童生们赴考的必经之路。
       原考棚街长近三百米，1945年修建省立高级中学时，占据了一大部分，仅余西边半条街，约100米。
       考棚始建于清.乾隆年，所谓考棚，是由直径在70公分左右的金丝楠木构建的巍峨建筑，高度超过衙门，仅次于钟鼓楼，说明清代对文风的重视，其建筑风格庄严粛穆，知名度在全省仅次于秀才考举人的成都考棚。
       邛崃的考棚，是为上川南道州县中还没有考过，或者没有考取秀才的读书人（称为童生）所设的考场，每年进行一次，是科举制下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唯一途径：由童生考秀才；秀才考举人；举人考进士。
       1944年国民党24军师长张代芳，将清初始建的祖屋：九个四合院、一个祠堂（邛崃著名的张祠堂）中的八个四合院并祠堂、连同一片菜地一并捐出，1945年县教育局利用考棚，和张家祖屋增修的教室，建成当时的省立高级中学，先后由周裕冕、高树元、张开阳、陈泽森等任校长，即邛崃一中前身。
      （写成此文时，张家留下的清初老宅四合院尚在，虽然显得有些低矮，但那是清初显赫门庭之规制。清初规定：所有民居不得超过当时衙门的高度。2016年该院被列为“棚户区改造”后，连同学道街和城关粮站西仓库等，不知什么原因，在拆得七零八碎后嘎然而止！）
       3、临邛城西北角的近现代名人
       临邛城西北角大约是沾了临邛文脉之气的缘故，近现代中有史可考，有据可查的，影响邛崃乃至中国的著名人物和名人旧居比比皆是，现以街为范围顺序列举如下：
       熊维芳：学道街人，清.同治举孝廉方正，著名诗人，有许多诗词流传世间。故居熊家大院，于修建文君广场时拆除。
       张代芳：（从军后改名：树方）：学道街张家大院人，毕业于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44年将祖屋十分之九捐建省立高中时，为刘文辉24军师长，驻防乐山、眉山，响应刘文辉起义后，举家随刘迁居北京。
       张代宽：学道街张家大院人，张代芳的二弟，毕业于川大中文系，1950年起，连仼高埂中学校长至离世；
       其子：姓名国家保密，现任川大著名教授；
       张代韧：学道街张家大院人，张代芳之三弟，毕业于眉山师专，从1950年起，连任白鹤中学校长至离世；
       唐炳文：系张家女婿，住居张家大院。因系张代芳妹弟，又因叔父唐绍虞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刘文辉24军师长，并是刘文辉表妹弟，故刘文辉视唐炳文为侄儿。
       唐炳文全心全意地为：张家、唐家、刘家、邓家等，从事南北丝绸之路的各种经营，足迹遍及四川、西康、云南、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各地，成为响当当的丝绸之路上的人物。同时又因叔父唐绍虞虽是国民党将官，但早年即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单线联系人是罗世文、车耀先。唐炳文便以商人身份于罗世文、车耀先、唐绍虞、刘文辉、张代芳、段班级、杨家楨、张志和、聂瑞麒、张黎群（蒲江中兴人，当时川西特委书记）方瀛西，等人之间穿针引线。
       段班级：善政街人，毕业于北大法律系，任24军参谋总长，四川省政府参事，刘文辉私人秘书。故居于此次棚改拆除；
       杨家楨：学道街杨家大院人，曾任24军参谋总长，旧居龙门子前有石狮子一对，先后改作邛崃法院及印刷厂。故居于此次棚改拆除；
       方瀛西：学道街方家大院人，民主人士，民国后期县长，解放邛崃委员会主住。任上每日上班时，由自家后门小径通往县衙。故居于此次棚改拆除；
       何正尧：学道街人，著名篆刻家；
       其子：姓名国家保密，1977年高考理科状元，入清华大学核物理系。
       刘俊卿：三步石人，四川省著名川菜大师；
       杨玉光：善政街人，四川省著名书法家；
       张志和：小北街人，著名地下党员，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之一。毕业于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4军师长，在长沙保卫战时任总参谋长，后协助刘文辉起义。1932年捐建：敬亭中学、小学、幼儿园各一所，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故居与原邛崃市政府同期拆除；
       张鹤林：小北街人，毕业于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24军参谋总长。故居与原邛崃市政府同期拆除；
       李欣奇：人民路人，邛崃著名民主人士，毕业于雅安川南师专，1947年任城关镇长，解放邛崃委员会委员，解放后连任工商联主席、政协副主席。
       曾光曦：西街人。清.同治翰林院大学士，殿试排名在李鸿章之前138名，任法部主政，因家严故世，在回乡守孝的三年中，于金龟山棲凤寺内办私塾，二十世纪的川中军政要员皆系其门生，如：张开阳，张代芳、张治和、杨家楨、段班级、罗泽洲，周进吾、杨听阶……
       守孝的三年中，曾担任童生主考官，县令曾专为其搭便桥一座，通过文脉堰，经城隍庙到考场。
       曾光曦故居在新牌坊以西，今保留；
       张开阳：西街人，曾光熙故居东。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24军军法处长，敬亭中学校长，解放后任邛崃一中副校长、政协副主席，故居已拆除。
       其孙：现为西昌行署秘书长；
       邓蜀才（邓和）：西街人，文韜武略的全才。毕业于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4军师长、刘文辉高参、四川省警备司令、重庆陆军官学校著名教官、出川抗战时任50集团军总参谋长。
       27岁时即同时任：四川省烟草专卖局长、四川省盐业总局长、四川税务总局长，兼华阳、郫县、宜宾等五县县长及税务局长。
       1930年，一次性捐出200根大金条，利用天庆寺兴办：蜀才小学（解放初为西街小学，后为临邛中学），续后又捐良田800亩，田租用作学校经费。故居即盐业公司；
       说明：
       1、邛崃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有许多，但因限于题目，仅列举以城隍庙为中心的城西北角这一块，并主要是近现代的，借以配合全篇，说明其文化氛围和影响深远。
       2、以上20位人物史料，并非全部抄袭至文史资料，因历史原因，部份还未曾被录入。20位人物资料的新补部分，皆由唐文栋家传及访问搜集。
       全文完

大石

文中的更夫，陈我认识

2538457156@qq.c

大石 发表于 2018-4-28 09:47
文中的更夫，陈我认识

“陈娃儿”在1961年就离世了，可能你认识的是陈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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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调查老地名故事之：
                                                                              西河和䢺水寒雁
                                                                                                  凡 丁
     “䢺水寒雁”为临邛八景之一，临邛八景包括：䢺水寒雁、琴台夜月、万石农耕、南河渔唱、易洞秋风、书台桂影、翠阁秋阴、崍岭朝云。
       上述八景，自秦汉（甚至更早）以降先后出现，但规范性的统一提法，出现在清康熙时期。至少：䢺水寒雁、琴台夜月、万石农耕、南河渔唱，四处景观的出现不早于清初，例如䢺水寒雁。
       大邑县之大飞水、小飞水等水源汇流至茶园乡䢺坝始称䢺江，清代以前，䢺江从桑园镇“王沱”处东拐至前进“灌溪堰”处入南河，这一段“别为县之东河”。明末，东河从王沱处改道，南流至“石灰包”处汇合南河，这一段在清康熙《邛州志》中统称为䢺江。因位于临邛城西，民间习惯称为西河。
     “张献忠剿四川”后的明末清初之际，邛崍人烟稀少而人迹罕至，故当时西河滩涂上遍生芦苇和蓼草，河中水草饵料丰富，加之邛崃气候温润、冬无严寒，故吸引许多南迁的大雁等水鸟在此落脚过冬，大雁在河中觅食嬉游、在沙滩上漫步游荡、在空中雁字成行飞翔的景象，在清康熙时期形成为邛州八大景观之一，取名为：䢺水寒雁 或 雁荡平沙。
       清同治时期，邛崃人熊维芳留有《䢺水寒雁》诗：
       好将雁字写秋寒，    水问源头䢺坝宽。
       几阵冲开红蓼草，    一书催出白苹滩。
       喜随鸥渚寻沙卧，    漫说鸿泥踏雪难。
       待到天达高渐远，    暖风吹上紫云端。
      ［蓼草］：一年或多年生草本植物，结瘦果，分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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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调查老地名故事之：
                                                                          司马琴台和琴台夜月
                                                                                                  凡丁
     “司马琴台”在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邛崍的住宅—史称的“司马长卿宅”中。位置大约在今东街市粮食局以东，抚琴街以西，西傍秦汉时的“都亭驿”站。
       邛崍人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并追忆他与卓文君的爱情佳话，唐代时将“司马长卿宅”开辟为“司马琴台”景观，供人过寻凭吊。同时在当年“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西汉古井处开设酒肆，以名人効应售卖声誉鹊起的邛酒，此处古井后名文君井，当时的井与琴台相隔，直至明代。
       而汉之“都亭驿”，宋代时更名为“白鹤驿”。
       明初的白鹤驿包括司马琴台和文君井，明成化年间，白鹤驿扩入新的“邛县”城，成化十九（1483）年，“邛县”复升为“邛州直隶州”（直属中央布政司）后，白鹤驿被改建为土司分守台。
       此后“司马琴台”淹没于一片城市建筑中，明末经过张献忠之乱后，更见荒凉，清康熙时，知州郑燮诇以《邛署偶成》诗，记下了当时邛州城的惨状：“临邛自古称繁庶，乱后荒残亦可嗟，司马琴台藏蔓草，文君酒井覆苔花。”清康熙《邛州志》卷一〈古迹〉仅载：“司马琴台（原）在白鹤驿，治南半里，文君井之畔。”
       清乾隆二十三（1768）年，知州“杨潮观”对“文君井”进行修缮时，将“司马琴台”与“文君井”整合到一起，微缩后的“琴台夜月”景观，便出现在如今的文君井公园内。
       清嘉庆时《邛州志》五卷〈古迹〉如此记载：“琴台夜月在州治南里仁街巷内，井侧有琴台。”
     “琴台夜月”是清代文君井园林内的核心景观，琴台柱上有清末民初知名学者—邛崃人宁缃（注）撰写的名联：
       井上风疏竹有韵；台前月古琴无弦。
       注：
       宁缃（1846-1921）临邛人，清光绪戊子（1888）科举人，任咸安宫教习，教授皇家贵族子弟，后任丰润县知县，代理祁州知州，诰授奉政大夫，官阶五品，主修民国卷《邛崃县志》并有诸多著作。

邛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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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调查老地名故事之：
                                                                           万石坝和万石农耕
                                                                                                 凡丁
       清嘉庆《邛州志》五卷〈方舆志〉载：“万石坝，严君平故里也。”在临邛镇东偏北地方，此处太平时期的农耕景象称为：万石农耕。
       清康熙《邛州志》卷一〈古迹〉载：“万石农耕，在州治东七里，有平田一原，邛人生长山中，见平坦数亩，遂称万石，犹之蚁行潦，路旁积水，惊见以为海也。”
       按：此记载叙述清康熙时，有长期生活在西部大山中的邛人，偶然来到川西平原地区，见到一片平坦的田畴，又惊讶又羡慕，于是称此片田原为“万石坝”，原本是一个比喻，好像潦潦草草行进中的蚂蚁，见到路旁有一滩积水，便惊奇地以为到了海边一样。
       是说过去居住深山中的邛人少见多怪，而“平田一原”的“万石坝”未必就只数亩，也未必此坝子就年产万石，但是此记载却明确地告诉今人：“万石农耕”景象的提出和创意，源自清初的邛人，而且说明清康熙时，仍有“邛人”这个民族生活在邛崃山区，又抑或“邛人”原本是古代“巴蜀羌人图语”（方言）的讹误译音！
     “万石坝”原属君平乡，1958年后属拱辰公社。北邻桑园镇，东与前进镇接壤。原先的拱辰公社六、七、八大队有良田约五、六千亩，因有都江堰水利灌溉，按过去亩产水稻五、六百斤计算，总产约达万石（每石约330斤），故原本邛人眼中的万石坝，在清代文人笔下认可为“万石农耕”的太平景象。
       同时万石坝为小形盆地，四周被浅山环抱而别有天地，绿树烟村，环境优美。历史上此地人民富裕而仁义，令人留恋怀想。
       清代有两个文人曾经赋诗描述：
                                                                              万石农耕（一）
                                                           熊维芳 （邛崃人 清同治中举孝廉方正）
                                 春郊过雨有云封，万石田家早务农。宅住崃山人力聚，渠通䢺岸水光冲。
                                 十千岁取仓箱纳、亿秭年丰酒醴供。为服先畴都足食，太平世界乐熙雍。
                                                                              万石农耕（二）
                                                                        张敏 （清代内江贡生）
                                 群山环抱万丘田、绿树烟村别一天。如饷壶浆蓬鬓乱，农疑雨色草应偏。
                                 有年更庆无苛政，得酒相招不索钱。邛竹各扶衰老醉，龙钟分手石桥边。
       过去童桥（即君平乡）和拱辰两乡，除万石坝以外，还有严坝、严河湾，严家沟、严墙煸（土旁）地名，以及三、四十户严君平后裔。2004年，君平乡和拱辰乡的部分（包括君平墓、万石坝）并入桑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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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清初，有一部分大山中的山民幸免于难，当清军攻克成都后(顺治十六年，1659年)，有一个短暂的休养期，山民开始响应清朝政府号召，迁到平原地区，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反了，十九年(1680年)四川才平叛结束。我的祖先董伯彪在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作为武弁，以副指挥使之职跟随同为湖北麻城孝感乡的四川巡抚都都御史张瓒，到松茂理县一带，平定西番蛮叛，克五十二寨，降一百零八寨，在今理县通化乡置墩堡，次年把家属也迁到通化，繁衍到第六代后，约1660年(左右不超过30年)，没有了军响，水灾和匪患，使山里本就困难的生活基本无法维持，不得不逃离大山，迁到平原。当时的成都都成了大型野生动物园，清军都只敢住在城墙上。下面是我族谱记载的一支的搬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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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记载的是六世董启禄，刚迁到郫县时，人烟稀少，邻居多数姓卫，生了儿子(应举)没法养，邻居卫良材又没有儿子，所以过继给卫家。道光年间，到了卫道凝这辈，碰到修宗谱，认祖归宗，和一批有财或有才的族人一起重修了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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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本集《序言》中说：“从2018年5月1日开始，将不分地域、年龄、个人或者单位、部门，以及目的和用途，凡是在《麻辣论坛》的本作品评论栏，或者在QQ邮箱、手机短信中（免接电话）留下您的邮箱号码者，我皆不问姓名、性别、年龄、职业、身份、目的、用途等信息，及时发给一份经修订的《民间调查邛崃地名历史集》之电子文档，同时赠阅回忆录《把往事留住》之电子文档。”
       但是在修订过程中，新写、重写，以及改写较多，原计划5月1日起发送给已留邮箱号的网友邮箱，可能推迟到5月15日前后。
       敬请谅解并十分报歉！
                                                                                                                             凡丁于2018/5/1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