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 求学
父亲第一次离开家,告别自己的兄嫂,背着几样简单的行李,翻山越岭,步行来到了在他眼里无比热闹繁华的县城。学校就在中江北郊,一大片荒芜的田野里,几座孤零零的简易平房,这让父亲和首批的几十个学生大失所望。好在都是农村来的孩子,没有什么苦没吃过,在建设新中国的号召下,大家对建立一所新学校充满了力量和干劲,父亲开始了亦学亦工的师范生活。
一周先是两天劳动,后来增加到一周四天劳动,到农村抗旱保苗,修中江电站,挖水塘,去集凤山区拉木材建学校。因为他个子高大,长期作为木板车的中杠,就是居中拉车的那个人,翻山越岭,星夜兼程。
1958-1960年,正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时间,为了尽快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农业上,“人有多大但,地有多高产”,虚报粮食亩产甚至高达万斤,一度让毛泽东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也差点让年轻的袁隆平信以为真,失去研究杂交水稻的动力。工业上,钢铁产量要赶英超美,全国各地小高炉林立,砍树伐木,收集废铁,土法大炼钢铁。大跃进的直接后果,庄稼无人照料,大量减产,农村陷入大饥荒。高炉遍地,废铁成堆,百无一用。
作为当时中江县城最高学府,唯一一所管吃还不要学费的公办学校(这也是父亲要努力考上这所学校的原因),每天供应9两饭票,这只相当于他两顿饭的口粮,加上还有高强度的劳动,大家饿得前胸贴后背,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有些同学受不了折磨,干脆回家土里刨食去了。父亲对付寒冷和饥饿,想出几种办法,一是在满是各色补丁的土布夹袄上死死系上跟草绳,让肚子不再咕咕作响。二是只有一床老家带来的破旧棉被,没有床单,没有褥子,便把棉被缝成一个只露入口的筒状被窝(这就是最早发明的睡袋),保暖凑合了,但翻身是个大问题。三是,为了节省体力,只要晚上没有劳动和学习,早点钻进筒铺,在饥肠辘辘中昏昏睡去。白天,趁着下课,几十个同学到周边的田野,去捡拾地里农民不要的红薯须根,不消说,红薯早就被当地农民清理得一干二净,如果能在土里翻到手指大小的小红薯,在当时就如捡到了黄金。胡乱抹去上面的泥土,舍不得剥皮,立即在同学羡慕的眼神中,转眼生吞活剥干净。
外出帮学校拉木材的山间公路,夜色朦胧中,又饿又累脚底发软头发晕,确实坚持不下去了,丢下板车,跳到旁边的蚕豆地里,躲在豆苗深处,摘下青青的蚕豆夹,剥吃着青涩幼小的蚕豆,感觉大快朵颐。人说,饥寒起盗心,那是父亲唯一一次亲口承认的偷盗经历。
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繁重的劳动,这几乎贯穿父亲的师范生涯。每年放假回来,因为没有钱坐车,父亲基本都是走路回来的。100多里山路,饿啃干粮、渴饮山泉、翻山越岭、跨桥渡河,天没亮就出发,到家已经是深夜。家里因为抄家批斗,大伯父卧病在床,已经一无所有,四伯母天天熬夜纺纱织线,也只能为他解决微薄的学杂费。
第二年的冬天,那年的冬天极其寒冷,父亲因为没有棉鞋穿,又冷又饿,实在熬不住,放下面子跟之前一个已经工作的中学同学写了封信,借到了8块钱,并信誓旦旦保证毕业后一定归还。那8块钱,只够买双鞋,还有十几斤大米,但却让父亲度过了最苦的难关。所以,毕业参加工作后,父亲第一件事就是归还了欠款,而且几十年来,对同学的雪中送炭念念不忘。
师范学校也不全都是痛苦的经历,正是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纪,父亲与同学们学习各种教书育人的本领,文学、心理学、书法、美术、音乐、朗诵、演讲,各种各样的比赛与文艺表演,大大开阔了父亲眼界,锻炼了他的胆识,也提高了他的能力。这些兴趣和爱好,既调剂了他的生活,也丰富了他的人生。而且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时候连恋爱经历都没有的父亲没想到,二十几年后,他的三个儿子一个侄子(二伯父的孩子)都相继考入了这所学校,奔跑在他曾经平整过的操场,爬上有他汗水砌成的木楼琴房,享受他亲手栽下的参天大树下的绿荫如盖、花草如茵。
应该说,父亲在这所学校的表现是优秀的,1961年快毕业那一年,选拔一批表现优异的同学培养成为中学教师,其中就有父亲,继续到绵阳师范专科学校(校址在现在的遂宁市)深造。父亲满心欢喜,以为至少生活会有所改善,再也不用饿肚子了。可没想到情况更糟糕:天九两饭票,还要匀出一两喂人民公社的公猪,吃不饱饭只能多喝开水充饥,同学们休息时候,成群结队在县城街道游荡,垂涎欲滴地看着国营食品店里的馒头包子。每个男生,为了减轻饥饿感,无一例外都在腰间死死系着一根草绳,以致这成了学校的标志,比校徽还管用,当地老百姓远远看见这一群叫花子一样的学生,异口同声地议论,“快看,绵阳大学的学生来了”。
学生饥寒交迫,老师也好不到哪里去,父亲至今还记得,老教师跟学生一起食堂打饭,他们一手端着3两米饭,一手拿着个小豆油饼,形容枯槁、跌跌撞撞地走出食堂,上课时又见他们坐在在讲桌前有气无力、满面愁苦,令他都感到心酸不已。
不仅吃不饱,还要到学校周边的河东乡、北固乡进行一两个月的生产劳动,校长李伯达公开在学生大会上说,学生学习再好,劳动不好,都不予分配。父亲他们更加拼死拼活地劳动表现,差点忘记了自己的学生身份。
在那三年大饥荒时代,全国饿病而死两三千万人,尤以四川和河南为甚(四川在自身饥荒的情况下,仍被要求大量外调粮食解城市之危)。现在我的母亲还能忆起,因为饥饿垂死的人大都浮肿不堪(当时叫水肿病),赤脚医生竟然是将病人放到大蒸笼里蒸,以为会蒸干水分(这批可怜的乡亲,临死之前还享受了50年后风行的桑拿浴),全家病饿死绝的惨剧也时有发生。村里90岁的老木匠曾亲口说起,那两年非常辛苦,几乎天天在死人,他和几个木匠,砍数伐木,七拼八凑,打造了好多具简易棺材,总算给可怜的饿死者有个稍微体面的长眠之地。从某一方面来说,父亲这几年的求学,尽管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但还不至于饿死,至于那些提前就跑回去务农的同学,可能面临更凄惨的命运。
在父亲已经被饥饿折磨得忍无可忍的时候,机会又来了。班上选定了快毕业的8名同学去安县整社。那时候,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刘少奇、王光美组织的四清运动前奏。运动的目的是专门组织群众,清理当地的贪污受贿的干部。父亲作为积极分子也参与了派往绵阳安县的工作组。他曾经很自豪地回忆,在当地为老百姓查处了好几个霸道又贪污的大队干部,那时候,自己亲自审问干部,召开批斗大会,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在小时候耳闻目睹的批斗大伯父的方式方法似乎派上了用场,从一个悲剧的受害者成为另一个悲剧的制造者,父亲猛然间还尝到了权利的滋味,这也是命运的不堪与诡异吧。当地老百姓很尊敬拥护他,到处亲切地叫他唐同志。大队伙食团团长摄于威望,每餐照例也给父亲多盛点稀饭,打点冬瓜汤,他们似乎都不知道意气风发的唐同志来这里之前一直被饥饿折磨得弯腰驼背、苦不堪言。父亲一下摆脱了之前地主子女的身份,深受领导器重、群众拥护,一度被推选为安县政府的候选干部,好像未来已经是一幅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