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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 生子
父亲认识母亲的时候应该是在1962年，26岁的父亲在刚成立不久的我老家所在的谭受乡中心小学教书。
1962年，中国已经开始为大跃进造成的恶果纠偏，中共中央在当年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作为大会的主持人，刘少奇公开提出，大跃进失败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分别做了自我批评。会后对农业政策也做了调整，老家农村的最大变化，是取消了吃大锅饭的集体食堂，当时的民谣“1962年，下放伙食团，气死司务长，饿死炊事员”，掌勺分饭的特权也没有了。在集体食堂及大跃进之前，每家每户的灶台已经被强行捣毁，锅碗瓢盆也都收去炼了钢铁，我的外婆便只能用一个小沙罐，架在几块乱石堆成的土灶上，清汤寡水乱煮一气。
仍然是土地集体所有，共同劳动，靠每天的劳动量计评工分，年底靠工分分配粮食，可以提前预知粮食，但年底如果结算，支出超出工分，那就是超支户，必须返扣回来或者以现金赎买。但好在也给每家匀出了一点自留地，可以种点蔬菜瓜果，集体劳动收工后自行耕种收获，多少弥补粮食不足。残酷的现实下，农民对饥饿的恐慌以及对土地的渴求达到了顶峰，以致若干年后，农民为了田间地头哪怕屁股一块大小土地的争夺，都会酿成吵架斗殴，流血冲突。
在大干快上、多干好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诸多豪迈宣传口号里，我们老家得乡中心学校也开始修建。身材高大，成分不好，父亲的表现更为积极。他跟其他教职员工一道到学校后山石厂里采石，他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一块已经爆破松动的石头上，用钢钎使劲往下撬，一不小心随着整块石头滚下山坡。他自己回忆，感觉当时自己就像一片树叶一样无助地飘落山崖，很荣幸的是，石头没有直接砸中头部，但砸断了两根肋骨，大家手忙脚乱抬到卫生院，石膏绷带大半年才恢复。谭受中心学校差点成为年轻父亲的葬身之地，24年后我进入这所学校读书，整个校舍全是整齐打磨过的长方石条砌成的，坚实厚重，可我不知道哪些石块上残留着父亲的汗水和血迹。
也正是这时候，父亲的年轻热情，勤俭朴实，认真踏实，让学校一个姓胡的教导主任看中，尽管后来打动母亲的，却更多是父亲的开朗活跃、英俊气质。这个胡主任，此时是令人尊敬的领导，父亲没想到不久会成为自己的连襟。
母亲那时候正好是20出头的情窦初开的大姑娘，跟父亲一样，母亲曾经出生也在小康的农家，外公一共四个兄弟姐妹，整个曹姓家族在谭受白果湾的老家也算是当地旺族。外公外婆和他们的两个女儿一家四口也拥有十几亩田土、山林，还有家旁边一口半亩的池塘。
很不幸的是，解放前夕，外公40多岁那年约好几个人去峨眉山拜佛，下山路上遇到老虎，受到惊吓，回来后就一病不起，不久去世，那年母亲刚10岁，家道便日趋中落。年幼的母亲与阿姨，还有小脚的外婆相依为命，解放后家里被划为富农成分，田土大部分充公，连家里仅有的一架雕花木床，一张用粗大木料拼成八仙桌，都分配给了贫农邻居。小脚外婆每次路过，看到那些熟悉的器物，都难免心酸。
我寡居的外婆在热心乡亲的撮合下，两年后也迫不得已嫁给了一个解放前来村子租地种植的外地佃农，目的在于为了充实家里的劳动力。改嫁在当时的世俗下是很丢脸的事，尽管两年后，我的新外公就又在疾病与劳累交加中去世了。去世后，孤儿寡母，穷困潦倒，安葬都成了问题，母亲也在那种那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看透了人情冷暖，养成了坚强、独立、不屈服的个性。
很多年来，我的异性外公母亲都羞于提起，反而对当时几个极力撮合这桩婚事其后又对这个继父的死亡不闻不问（他们的家境也是泥菩萨过河也是自身难保）的家族长辈多有怨恨。直到母亲步入老年，我再问她，是不是看不起那个异性外公？经过人生那么多年磨练，母亲终于可以平和的看待人生，她回答我，再也不恨了，最先是因为面子上挂不去，现在想想，你的这个外公进入我家们，还是帮着做了不少的农活，也帮忙养活了我们。所以，后来过年，总归要去祖坟上祭拜，也少不了在这个姓石的外公已经夷为平地的坟堆前，烧上一堆香蜡纸钱。
言归正传。母亲在失去第二个外公后，家庭更加困难，13、4岁的母亲不得不放弃刚刚入读不到两年的扫盲班机会，开始帮着家里干活挣工分，因此，母亲后来能认不少字，也大都是靠着聪明和悟性自学和揣摩出来的，最多也是个小学三年级文化。
母亲唯一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姨妈已经出嫁到另一个乡村，母亲再一次和外婆相依为命，面对乡亲的白眼，权势者的欺压，母亲一度也动过去新疆当女兵的念头，在镇上被家族一个关心她的长辈拦住了，含泪劝她，你不能走，否则你父亲辛苦一辈子，在这个村子的根系和血脉就彻底没有了。为了照顾她与外婆，姨夫姨妈也从婆家乡村搬了回来，在老屋旁边搭了一个偏厦，毗邻而居，相互有个照应。
母亲的姐姐—我的姨父，解放在县城上过新式高中学堂，毕业后当过几年乡村私塾老师，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激励下，稀里糊涂在临近解放的1947年，参加了蒋经国的第二批青年军，新兵在重庆合川整训一年还没来得及上国共战场，便随着余部撤退台湾。临行前，姨父请假短时离队，赶回家跟自己的妈妈告别，同时索要前东家所欠的学费，等他五天后赶到军营驻地，已经人走房空，错过了最后一班撤退的队伍。解放后，因为他的学识，被抽调当老师，后来还被任命为教导主任，也因为自己的出身和当国军的经历，在文革中被当成当权派、反革命，横遭批斗，戴高帽，坐直升飞机，经受各种酷刑。抗战末期加入的军界骨干郝伯村，多年后成为台湾的国防部长。跟姨父同一个连队，甚至同一个宿舍的战友，被他认为一个愚笨老实、常被人耻笑捉弄的战友，也在30年后，荣升台湾的陆军上将，这就是诡秘莫测的人生命运吧。
姨妈姨父搬过来后，跟母亲外婆同住一个屋檐下，姨夫在远离老家的吉庆教书，家里只有母亲、姨妈和年迈的外婆，睁着微薄的工分，过着清苦的生活。没两年，外婆也去世了。好在姨夫终于调动到了我们乡上的中心学校，当教导主任，正是父亲的上级。凭着对父亲的了解和认可，以及对姨妹的责任，我的姨夫开始牵线搭桥。母亲带上两个相好的姐妹，偷偷来到乡中学，躲在教室的窗户后面去观察父亲。那时候，父亲高大挺拔的身材，英俊的面容，优美动听的嗓音（父亲除了主课，还叫了两个班的音乐课），一下打动了母亲的芳心。她很喜欢父亲的阳刚果断，当然这种阳刚以后也让她没少吃父亲狂躁粗暴的苦头。父亲喜欢母亲的幼稚单纯、青春阳光，当然这种幼稚会让他在婚后吵架中经常形容成愚昧肤浅、话不投机。
交往一年后，1963年，父亲27岁，已经属于大龄青年，母亲22岁，老家有早婚早育的普遍传统下，也不算年轻，正式进入谈婚论嫁。在那个年代，婚礼特别简单，通过学校出具的结婚证明，在公社的供销社里扯了6尺花布，给新娘子也就是我的母亲做了件新衣服，还批购了个洗脸洗脚共用的瓷盆，和一条招待亲友的廉价县城产雪茄烟。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仍然得由老家的大哥大嫂出面充当临时家长，再弄来些面粉蔬菜办个简单的婚宴，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再当作顽固分子遭受批斗，境况也有所好转。就着学校老师和亲友三五桌人简单吃了个全素饭，尽管菜里没肉，但当时的人们能够吃上顿饱饭，还是很开心，父母在所有在场人的恭喜、祝福声里就算成了亲。
因为母亲没有兄弟，要守着事实上空无一物的祖业，而父亲的老家也承担不起这个弟弟的新增人丁，于是父亲就做了上门女婿，陪嫁的东西好像即是一张床，一张小小矮矮的四方桌子，几根条凳。至于房子，那是外公外婆留下的两间茅草房，既不挡风也不挡雨，父母婚后经过几年的省吃俭用后，才好不容易将茅草掀下，换成竹椽阁的瓦房。就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生儿育女，教书育人。
几个孩子相继出生了，父亲老早想好了名字，每个名字都寄予了美好的期望。大姐叫丽华，父亲希望他长大后成空中小姐，因为他听说，空姐是专门在飞机上服务国家领导人的，不仅漂亮而且地位崇高，其实他本人除了偶尔在干农活的晴天，能惊奇地看到小鸟般大的飞机从头顶掠过，都没近距离看到过飞机是什么样子。大哥叫国华，国之精华，希望将来是国家主席；二哥叫军华，军中娇子，未来应该是国防部长，当然也有可能在战争年代被误称为军阀；我叫智华，智慧逼人，文化部长应该是首选。不得不说，相比到处都是兵、军、建国、建党、文革这些名字，父亲取的名字还算高明，寓意也不错。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除了大哥因为后来升学原因改回了这个名字外，其他的名字都成了小名。后来，除了姐姐被姐夫当成空姐一般的美人，大哥后来短暂被人叫过唐主席—学校工会主席，二哥小时候喜欢穿山寨军装照像，多年一直被远方的外甥女以为是心目中崇拜的军人，我也曾做过作家的梦，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几篇豆腐块文字外，这些名字寄予的大愿望都没能实现。为入赘，母亲一度以为儿子都可以跟着她姓曹，所以连我与二哥的名字都是按照曹姓的辈分取得。不过，让他遗憾的是，父亲的大男子主义，并没让她的想法成真。所以，奇怪的是，我是唐姓，却是曹姓的辈分。
父母结婚后，便开始男教女耕的生活，父亲继续辗转各个乡村教书，每个周六回来一趟，星期天帮忙做家务，也辅导儿女的学习。母亲参加集体劳动，挖地、除草、栽秧插禾，抚养儿女，尽管因为缺乏劳力，生产队里每天评的工分少得可怜，相对应每次分配的粮食入不敷出，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就基本不动，用来买米买粮、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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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先见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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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26-3-5 15:44
